来源：财经无忌
2016年，中国存储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两座相隔三百多公里的内陆城市以一种奇妙的缘分相遇了。
没人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它们会成长为让其他城市艳羡的产业高地。
这一年的3月，总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式落地武汉光谷，现场热闹非凡，当地媒体通稿这样形容：
“这是我省建国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高科技产业项目”。
4个月后，长江存储成立，它瞄准闪存战场，日后将成为中国存储双雄之一。
同一年的合肥，另一位存储双雄、专注内存的长鑫存储也成立了。5月，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和合肥经开区的领导讨论起本地存储项目的发展规划。
他们中，一个曾和武汉一起争夺国家存储器基地的选址，另一个是创业初期就怀揣着“做中国存储第一”野心的半导体人，曾计划以65亿元的价格收购做车载存储的北京矽成，但最终折戟沉沙。
两个“失意人”很快一拍即合。
这一年在中国存储江湖里，被称为“中国存储自建元年”。
十年后的今天，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均开启IPO冲刺，也是这一年，全球存储进入超级周期，三星、海力士、美光等全球存储巨头赚得盆满钵满，新闻里连海力士的工资都上了热搜。
武汉、合肥两座存储之都，就这样走入人们的视野，有人说它们赌赢了。
但存储向来是一门残酷的游戏，中国存储的漫长突围，又何止是十年？又何止是两座城、两个企业？
看似逆袭的爽文剧本，背后皆是城市资源倾斜、产业资本押注、顶尖人才集结的漫长蛰伏与艰难突围，从无捷径可言。
这是无数城的尝试，无数人的复仇、接力和沉浮。
星星之火的试错
中国存储芯片的原点，本不在武汉和合肥，荣光属于北京和上海两座半导体重镇。
时间拨回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采用我国第一个半导体器件生产厂“109厂”的技术，试制出中国大陆第一块1KB DRAM，比英特尔晚了五年，距离美光成立还有三年。
109厂旧址、北京市东城区大取灯胡同3号
同一时期，上海的半导体产业与北京并驾齐驱，上海无线电十九厂与北京的东光电工厂（878厂）被称为中国IC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以北京和上海为原点的实验室试错，给中国存储埋下了火种。
那一代的科研人白手起家，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实验设备”的年代里，硬生生地为中国存储芯片的突围闯出了一条道路。
但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完成科研任务的北京和上海，距离存储产业化的道路，竟如此艰难。
907（绍兴）、908（无锡）工程相继遇到诸多问题，大快好省的战略导致建设周期过长，国内存储芯片的研发和设备制造几乎处于停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存储决定用市场换技术，与外国存储巨头合资成为了重要方向。
日本存储大厂NEC来了。它一边和首钢合资成立首钢NEC，在1994年量产4Mb DRAM；另一边在上海和华虹合作，上海背靠909工程，华虹NEC建设了中国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并实现内存的成功量产。
上海华虹NEC鸟瞰图
但我们说了，存储从来都是一门残酷的游戏。
此时韩国存储厂商抓住机会，豪赌国运，到了1998年韩企的内存市场份额已超日企，随后，NEC和日立合并内存事业部为尔必达谋求生存，此后又再度破产。
无奈之下，首钢只能回归钢铁主业，华虹也转做代工，但北京和上海研发、建厂、合资的失败经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半导体制造人才，当然这是后话。
武汉，争来的存储布局
存储产业化的旗，能被武汉接过来，某种程度上是这座低调的城市争来的。
谈到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的从0到1，都绕不开一家公司：中芯国际。
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18号文件”引发了第一批芯片创业潮，也是这一年张汝京回国创办中芯国际，武汉政府开始筹划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产业。
武汉的想法很迫切、也很简单，作为中心城市，传统产业以钢铁为主，急需找到未来十年的新产业引擎，为此，武汉主政者超前瞄准集成电路产业。
“如果不做这件事，在中国未来半导体产业的版图上，就没有湖北武汉的名字。”华中科技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提到。
用了两年时间，武汉先后寻找10多家国内外知名芯片厂合作，一次偶然机遇，他们邀请了中芯国际高层来武汉考察，最终双方决定在2006年成立武汉新芯，由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高新三级政府出资设立，旨在建设中部地区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成立初期，由中芯国际全流程托管。
武汉新芯
但好景不长，在武汉新芯2008年投产的关键阶段，金融危机爆发，半导体进入下行周期，自出生就遭遇重创，令人始料未及。
为了活下去，武汉新芯只好借助外来力量，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为美国闪存厂飞索代工，但飞索随后破产，武汉新芯又陷入绝境。
而同为难兄难弟的中芯国际，也无法继续对它注资，台积电、美光等半导体巨头在此时又看中武汉新芯，决定抄底。
但武汉政府坚持了下来，决定自主发展武汉新芯。
2011年，双方成立合资公司，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新芯，武汉东湖开发区又力邀原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任首席执行官，他曾在英特尔公司有过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在新任CEO和武汉国家队的支持下，武汉新芯拿到了兆易创新等重要客户的订单，直到2014年国家大基金开启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第二次大投入，武汉决定在存储领域“再搏一次”。
武汉新芯生产车间
国家存储器基地就是武汉争来的。
据当时媒体报道时任武汉市市长万勇一上任，就来到东湖高新区专题调研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并当即拍板在全国两会上向国家提交议案。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万勇恳请国家支持在武汉落地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又拜访工信部的分管领导。
但很快“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在选址”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合肥等地都相继加入了竞争，据后来的政府招商人员回忆，在基地落地武汉近三年时间里，几乎每周都要跟随领导赴京。
可能是湖北人这股不服输的狠劲，最终国家存储基地选定在武汉启动，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和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了长江存储。
这是长江存储的起点，没有热血爽文，是争来的坚持。
合肥，“赌城”顺势而为
在武汉终于等来“国家队”的青睐时，此刻的合肥则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凭借着对“面板一哥”京东方的投资，“赌城”合肥一战成名，用占当年财政收入近四成的“投资捡漏”故事，日后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合肥模式”。
合肥在京东方实践了一种“用股权投资的思维来做产业导入、再用投行的方式做产业培育”的机制——大笔股权投资拉动项目落地，然后再择机推出，获得收益重新投入。
京东方
据媒体「新财富杂志」的统计，合肥国资三次投资京东方的账面收益或达到140亿元，收益率超120%。
投资京东方不止是让合肥赚到了钱，而是更能看到产业的短板，合肥本土产业家电制造想要升级，不仅需要屏，更需要芯，合肥看到了智能家电对芯片需求也越来越高。
2020年，合肥的领导用了一个成语这样形容新兴产业布局：芯屏器合（心平气和）。
因此，存储芯片对合肥来说，不是豪赌，而是顺势而为。
一位半导体投资人提到，在2016年左右，合肥就在引入很多半导体产业人士作为招商顾问，政府的招商人员也在积极承接上海、北京等芯片重镇溢出的项目。
在和武汉争夺国家级项目中落败后，合肥也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同年5月，合肥506项目开始酝酿，是迄今为止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旨在打造国内首个、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自主研发内存制造项目。
长鑫存储也由此诞生，以“类京东方模式”运作，合肥政府承担初期的资金，企业负责市场化运营。
长鑫存储
和武汉的存储芯片基础不同，合肥在存储芯片上是平地起高楼。
组建初期，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找到前中芯国际CEO王宁国。彼时的王宁国已经70岁了，他在华人半导体圈被称为“应用材料专利之王”，在应用材料公司工作了25年，是硅谷位置最高的华人科技主管。
据财新报道，长鑫存储早期员工都是冲着王宁国去的。在他的振臂高呼下，长鑫存储从台积电、联华电子等中国台湾芯片企业搭建了早期的核心团队，还吸收了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武汉新芯、中芯国际及无锡海力士工厂等的本地人才。
这是长鑫存储的起点，也没有热血爽文，而是顺势而为。
无数城、无数人、无数失败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存储这片残酷的江湖吧。
知名半导体投资人陈启曾在《内存战争》中提到，存储行业玩的就是“投资-产能过剩-供过于求-洗牌出清-供应不足-投资”的循环游戏：
“每颗晶粒下都是巨头的血泪史”。
存储行业也遵循摩尔定律，每18个月集成度提升1倍，意味着性能提升1倍，而单位价格却下降一半。60多年的发展历史里，每一种主流产品的迭代，每一次技术的演化，需要玩家全力以赴。
存储行业先后经历的两次区域转移，从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它遵循基本常识：
根据需求制定扩产策略，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敢于逆周期投资押注下一代工艺，不断改进技术和产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而无论是武汉和长江存储，还是合肥和长鑫存储，它们的崛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存储的艰难突围之下，是看不见的无数城的追赶、无数人的复仇、无数次的失败。
武汉和合肥靠存储走向聚光灯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晋江、西安、成都等城市也有过存储野心。
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成立的同一年，晋华集成也成立了，它们甚至被称为中国存储芯片产业的“三驾马车”。
晋华集成
但晋华成立不到两年，就遭遇了美国专利和监管的狙击。2017年，存储巨头美光将晋华告上法庭，控告联电及晋华侵害其内存商业机密，直到2023年，美光才和晋华达成全球和解协议，但长达六年的纠纷严重阻碍了晋华的发展。
不光是无数城的探索，还有无数人、无数失败。
2016年长江存储成立后，被称为“中国台湾内存教父”的高启全担任长江存储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这位在半导体行业经验超30年的老兵，在南亚科技退休后，一头扎进了中国大陆的存储江湖。
高启全
选择再次折腾，源自一段不舒服的屈辱。2010年，高启全的大儿子赴韩国三星任职，考虑到同行避嫌，他主动向一位三星电子的副总经理说明此事，没想到对方并不在意：
“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南亚科技）当作竞争对手。”
为了争一口气，高启全回到长江存储再次创业，他一路协助长江存储步上正轨，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在大陆很多年了，大陆并不弱，是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很弱。”
同样选择在中国“复仇”，还有70多岁来到紫光的“日本半导体教父”坂本幸雄。
坂本幸雄
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内存产业陷入困境时，坂本幸雄临危受命，担任重组后的尔必达社长，但金融危机到来后，尔必达和三星的价格战中，最终破产，被美光收购。
看着日本最大也是最后一家内存厂倒下，坂本幸雄曾说：“不想作为一个失败者结束人生，想自己做个了结。”
另一边的朱一明则显得有些悲壮。
2018年7月16日，在长鑫存储宣布正式投片试产的当天，兆易创新官宣，朱一明辞掉了公司的总经理职务，从王宁国手中接过了一把手的担子，再创业时，他立下一份军令状：
在长鑫存储盈利前，他不领一分钱工资、一分钱奖金。
在他的带领下，长鑫存储从加拿大知识产权公司WiLAN手中收购了大量奇梦达（前身为欧洲内存龙头英飞凌）的技术专利，还聘请了多位奇梦达的资深技术人才作为顾问，由此强化了公司的技术储备。
朱一明为人也低调务实，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在公司内部尤为强调“埋头苦干”。
而翻开中国存储公司的名单，烂尾和失败更是不计其数，这之中有泡沫时期的炒作，也有熬不下去的苦涩。
而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双子星”，合肥和武汉两座城，他们的传奇故事也难以复制，因为对存储公司来说，上市不是终点，对城市来说，存储产业生态仍需要悉心耕耘。
爽文有剧本，但存储产业没有剧本，它靠的是城市执政者的坚守、企业家的坚持、工程师的投入，以及日复一日的熬，甚至还需要一些难以言说的运气。
就像是高启全说的：“做半导体产品，基本上不是比谁聪明，而是比谁有多少钱，有多少人，能做多少研发实验，能做得多快，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存储没有神话，合肥和武汉也没有，试图复制他们，也并不可取，更关键的是看到其中的规律：他们尊重人才、尊重资本，也尊重市场，并将这份尊重转化为长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