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仅剩的国王河下游的小农庄里，土地已经开始下陷。
这已经是干旱的第四年了。由于农民们大规模地钻地取水，斯特拉特福德的河床两年内已经下降了一百英尺；中央山谷的部分土地也已经在一年内下降了一英尺。七月，小镇上三个地方的水井都裂了，家里水管里流出的是黑色的泥浆和浅黄色的污水。随后，在供水管理局修理水井，在其上安装钢制套管的两个星期内，水龙头都是干的。九月，原本总会在几周后葡萄丰收时返回斯特拉特福德学校的移工子女，，再也不回来。十月，在校门前等待领取干旱救济物品的队伍中有新面孔出现，他们排队领取一些苹果酱、西红柿罐头、花生酱和大米。如果加利福尼亚再不下雨，或许这里的城市和郊区可以幸存于世，但花坛一定会越来越少，生菜一定会越来越贵。然而在斯特拉特福德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甚至有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师的学校，作为咖啡馆的汽配店数量却翻倍了，尽管这些店铺名变了，特色却没有变——因为生存不是一种施舍。
小镇广场两边的拱桥上以彩虹的形状拼写着“S-T-R-A-T-F-O-R-D”这几个字母。几年前这儿有一个显示当地人口数量的标志，不过因为人们质疑上面数字的准确性，所以就换掉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大概900个人了。
在曾经辉煌的日子里，这些拱桥是中央山谷的居民驾车开往皮斯莫海滩度假时去汉堡店和加油站的必经之路，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乔什•奥顿说。他是一个农具店的店主，小店是他的曾曾祖父在1906年开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没有水。”
在相隔两户的哈丁杂货店里，店铺里的存货都变成了收银机旁的一堆堆薯条、饮料、烟和验孕棒。顾客们常常拉开门，进入到昏暗的小店中，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站在门口的大钟边大声冲店主叫：“嗨嗨，肯尼。”又或是“好么，肯尼”。“好呀，加奈尔”或是“你好，哥们！”这位也门籍的店主总是用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懒散声调回答，眼睛仿佛是累得抬也不抬一下。
他叫莫哈莫德•阿尔黑米，24年来镇上的人都叫他肯尼，24年前，他从哈丁先生的手里把小店盘了过来。哈丁仍然住在杂货店后面的活动房屋里。肯尼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我肯尼，或许叫起来比较容易？”
杂货店每天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如果阿尔黑米确实有些累了，他也会早半个小时回家。但是周围的人们总会时不时地来敲他的门，“肯尼，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们需要买瓶奶。”对此，他从来不介意，因为他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是真心喜欢这个小镇，在这里，我认识那么多人那么多家。”他说。
一个客人把两包热狗面包和一卷纸巾放在了柜台上。“嗨，肯尼，我可不可以周五之后再来给钱？”他压低声音问。
阿尔黑米点了点头，可是他的心却一沉：这是一位以前从来没有赊过账的客人。
本周他收到了29张借据，在两个被撕开的烟盒背面，他写下了其中一个顾客的资金往来情况：本来欠了34美元，后来付了12美元，之后又欠了8美元。
“如果拒绝他们，我会很难受。我总是想到他们的孩子们，”阿尔黑米说。他自己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都在努力熬过这段困难时期，一点一点地熬过去。”
当他必须出去做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时，达莲娜•莱西会帮他看铺。自从十三年前丈夫过世之后，她就一直在这里帮忙。
阿尔黑米非常为她担心。
“我想当顾客们没钱付款的时候，她总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放到收款机里，”他说。“她那么善良，可是她的钱太少了。”阿尔黑米去银行的那天下午，莱西把两瓶苏打水给了一对请求赊账的老夫妇，然后她自己在收银机里塞入了两美元。“肯尼现也很为难，”她说，“但是天啊，我们整个小镇都需要他。”在杂货店隔壁的邮局，有一堆贴着封条的箱子，那是一些已经搬走或是没有付账的家庭放在这里的。邮局里唯一的员工，瑞克•金博尔，恪职尽责地确保还住在镇上的居民们能够正常收寄信件。同时，尽管不符合规定，他还是破例通融好好地保管着那些箱子。“他们（箱子的主人们）为了挺过难关，都在拼了命工作。这点事我至少还是可以为他们做到的。”
他喜欢通过信件来了解一个人：“汉密尔顿一家？他们都是好人，家里女性的名都以‘S’打头，男性都叫托尼。”
36岁的约翰尼•卡尔代拉，取完包裹后，把手肘靠在柜台上和金博尔聊会儿天。
“我现在逐渐觉得自己像个酒保，”金博尔对他说。他之前是一个假释官，还当过卡车司机。
“你这儿现在就是一个聚会点儿，”卡尔代拉说。“现在已经没剩下什么其他能聚会的地方了。”
卡尔代拉之前在斯特拉特福德学校学习，大部分和他一起在八年级毕业的同学都仍然还在这个镇上。
“阿德里安教四年级，丹尼在后备队。梅耶斯兄弟俩——乔治和查理在农场工作，”他说，“他们的祖父老梅耶斯先生刚刚去世，我觉得他已经有100岁了吧。亨利先生也刚离世不久。”
自卡尔代拉从伊战战场返回后，他读七年级时的老师威廉姆•亨利，一直劝说他去上大学。本月这个大学毕业生参加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他打算在斯特拉特福德教书，像曾经那个督促自己继续读书的老师一样。
“亨利先生在没当老师之前，曾经加入过海军。因为他和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可以跟他很好地进行交流。”
“起初他总是说，‘最近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学校？’后来有一天他走进来，甩下一份入学申请，说‘做好在学校里等我踢你屁股的准备吧’我是把他的话简短了说的。众人皆知亨利先生非常能说。”
每到春天，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仍会在五月花柱旁舞蹈，在充满葡萄牙风情的宴会厅里，会有一场节日般的庆祝活动。
乔什的爸爸大卫•奥顿告诉我们，最有看点的要数宪法日的游行活动。
一些农民用平板货车拉着幼儿园的孩子们，奥顿一家人开着拖拉机加入，斯特拉特福德学校的校长比尔•比尔博骑着他的摩托车——这是拥挤人群中的最佳选择。
“游行队伍中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大概只有20人是真正在观看游行，”奥顿的身体因大笑而不断晃动：“明年我们仍会继续游行，我们会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小镇延续下去。”
由于被铁路大亨无情地赶出了位于勒莫尔的土地，十九世纪初奥顿家族就来到了斯特拉特福德的农场。
当时他们的农场位于图莱里湖畔的边上——“那个曾经是湖的地方”。它曾是密西西比西岸最大的淡水湖，能有塔霍湖湖的四倍半大。但后来，流入这个湖的四斯叶拉河——国王河、克恩河、卡维亚河和图勒河——都被拦截了，河水被引流，被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们霸占并且交易。从那之后，大雾从那块土地上升起，铺天盖地的雾气覆盖了整片中央山谷：这一切被看成一个古老的印第安诅咒——被偷走的水永远都将环绕着这块土地。
然而，干旱却正在影响这看似永恒的诅咒：雾在一年年减少。农民们担心会因此损害喜潮、贵重的坚果作物，所以他们连忙重新做出了选择：在田里种上了苜蓿、西红柿和棉花。
奥顿家仍在种植中耕作物，但他们只利用了约五分之一的土地。现在，随着两口井的干涸，他们再也没有水来浇灌自己的作物。“我们在种植‘泥土’，”大卫•奥顿说，“它可是目前这里最流行的庄稼了。”
一个周三的早上，晨光熹微，阿廖沙•莱蒙斯和她62岁的丈夫JD端着一盘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饼，走向了汽车配件商店。
很早之前，小镇上所有的咖啡馆就都没了。克里斯•罗德里格斯总是在自己家店里放一壶咖啡。每周三阿廖沙和JD都会拿来一些曲奇饼，比如上礼拜的玉米味饼干。
这对夫妻坐在一张配有花式图案餐椅的长桌边，不少街坊早已经坐好了，几个农民正在阅读华尔街日报。当阅读本地报纸上高校足球赛的结果时，67岁的迪克•牛顿总是要伸直自己的长腿。
牛顿的家族是本地的大家族之一：这是因为他母亲一系早在1905年就来到了这里，而父亲的家族则是在1911年来的。他很喜欢聊过去的时光：那是一段可以和哥哥一起在国王河上滑冰的日子——国王河曾有很多水。在遥远的河岸那边，牛顿的哥哥还射到过莱蒙斯家养的一只鸡：那支箭刚好穿过鸡脖子，带着它飞到了前面的门廊。
“你还记得吗？”牛顿问道。
“哈哈，当然，”阿廖沙•莱蒙斯答道，“当时我听到了动静，走到门边时，那只鸡正好落到了我的脚边，于是我就把它做成了晚饭。”
曾射中莱蒙斯家鸡的牛顿的哥哥，现今正在华盛顿的奥卡斯岛上种植大麻，那里种植这种作物是合法的。
牛顿收到一个农民寄来的信，信里说他种的70%的开心果都是空的——里面没有果实。无人知晓到底是为何如此，但当雪花不再飘洒，雨滴不再下落，甚至连雾都变得稀薄的时候，一切都开始每况愈下。
在广场的另一边，阿尔黑米打开杂货店的门，开始新一天的营业。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后面开了一家熟食店，那些在田间工作的工人们每天两餐都会排着队来光顾。而现在，他却“负债累累”。
上个礼拜，一个农民把手放他肩上，真诚地说：“肯尼，当天下雨时，钱就会回来了。”
“我每天都在祈祷水能够再回来这里，”他说。“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他总是坐在商店门口的牛奶箱上。在一个碧空万里的晴日，莱西也拉出一个箱子，和他一道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