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精神”与“版权保护”如何平衡

这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分享精神”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不清楚“分享”的对象是什么。无论如何，分享的对象不能是他人的权利。可以“分享（传播）”的是作品。活字印刷、复印机都可以用来“分享”作品，这不是互联网特有的功能。

恰恰是因为作品的传播很方便，作品传播有市场利益，才需要版权法调整这种利益。如果作品无法“分享”，就不需要版权了。权利的本性就是专有的，不可能“分享权利”，所以版权保护与所谓的“分享精神”之间没有关系。

在版权制度下，版权是作者创作作品和传播者传播作品而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赋予权利人这样的权利，在于尊重作者的人格，尊重作者的劳动付出，激发其创作热情，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他人分享作者的作品，使用作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自然也应当对付出劳动的作者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除了尊重作者的人格权利（如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之外，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是实现个人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需要，也是法律所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具体表现。

那种只讲究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认识与行为，与现代法治观念是根本相悖的。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版权保护”与“分享精神”之间并不存在多少矛盾，它们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

当然，要保持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需要发挥版权所有人和作品消费者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前者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消费者的利益，而要努力尽最大可能满足公共利益，如扩大作品合理使用和作品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另一方面，后者在消费作品时，也要养成尊重版权所有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按照法定的要求自觉付费。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局面。必须要承认，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传统欠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种理想局面的路程是不平坦的，过程也必定是漫长的。当然，只要各级政府积极作为，大力改善法律环境，社会大众的法律观念、道德素养和精神追求得到普遍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收入也得到稳步的增长，那么这种局面的实现还是大有希望的。

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版权保护制度，其保护对象经历了逐步扩大的过程。最初，它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印刷出版物。后来，渐次扩大到表演、唱片、电影、电视和计算机软件。互联网诞生以后，也被纳入到它的保护范围之中。表面看来，版权法律的适应性很强，容纳空间很大，似乎略作调整，便可以将不同时代新技术条件下所产生的新的媒介形态及作品形式囊括进去，给予法律的保护。

客观地说，依托于互联网时代以前的各种媒介所呈现的作品，与这样一套版权法律还是适配的。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的介质相对来说是静止的，各介质之间的转换是较为困难的，受众对这些媒介所呈现的作品的任意利用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作品的利用也将受到地域范围的一些限制。因此，现代版权法律制度不论是积极地发挥其保护作者权益的功能，还是消极地发挥其打击侵权的作用，总体来讲都是较为适应的。

互联网则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国际互联，突破了地域与国别的界限；文字、声音、图像、数据交互作用，实现了多媒体的有机融合；异常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充盈的创作资源；便捷的操作规程，贴近了终端与用户的距离；灵便的互动方式，模糊了作者与用户之间的界限；环境的虚拟性，增加了侵权追责的难度；而新生代的网民，更秉持着迥别于父辈的独特的版权信仰。

这些特色，造成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版权法律用于保护传统作品形式是适用的，而用它调整所见于互联网的版权关系，有些力不从心。

那么，调整互联网版权关系、维护网络作品版权的出路在哪里？或许，按照完全不同于传统作品形式的保护思路，紧紧扣住互联网的特点，制定一套真正可行的保护规范，值得立法机关一试。既然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那么针对不同的媒体制定不同的管理制度，为何不可以尝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