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鞠靖
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传媒科技》杂志执行总编
有一次吃饭，清华大学的彭兰教授说我：“你的转型和别人正好相反呐！”
是的，离开南方周末之后，我选择了一条和绝大多数同行都不一样的道路，进入了一家央媒的研究院。这个选择让我的前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曾经认为我要么去一家公司——像我们的很多同行一样走上市场和公关之路；要么就是进入一所高校，延续我曾经的“院长之路”——他们已经叫了我好几年“院长”了。
走上新的岗位，新老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们研究院究竟研究什么？我的回答是：“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新闻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研究技术和传媒的结合，而不是研究新闻业务。
我在媒体做了十多年记者，其中有10年是在南方周末，在大家看来，似乎一直是站在行业的尖顶上。半年前，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邀请我加盟，给我的薪水不低，而且还有股份。董事长不仅心诚，而且志在必得，他甚至带我去工地看正在建设中的“高大上”的办公楼，为我描摹未来充满诗意的工作环境。我至今还记得，他指着还是框架的大楼一角对我说：“看，以后你就坐在那里”。
但最后我们没有谈成。
我们的分歧在于：董事长希望我去做企业的“宣传部长”，扮演传递董事长声音的角色，他觉得这正是我这个媒体人的特长；而我则想去扮演独当一面甚至能影响公司战略的角色，自以为能如鱼得水。为了让他相信我有这个“档次”，我向他罗列了15年记者生涯中积累的各种“资源”。
董事长应该是不相信我有那种能耐。他送给我一本介绍公司成长经历和他本人管理思想的书。在我们谈崩之后半个月，我把那本书拿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看到这家企业在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如何一次次被市场抛弃，又如何一次次更新产品思路；如何在黎明前黯然退场，又如何在逆境中奋发雄起；如何在外资对手面前扬眉吐气，又如何在本国的客户面前吃尽白眼。我想起这位董事长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必须能倒空自己，理解企业，才能融入企业，才能提出你的要求。
好的，我的结论是：我其实不为这次谈崩而后悔。因为我在这一刻意识到，至少在我看来，转型不应该是为了跟随别人的脚步，而应该更多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对于这家和传媒没多大关系的企业来说，我所能起到的作用确实有限；对于我这个后来者来说，改变自己、追赶企业的脚步也殊非易事。
在很多人看来，今天我所做的工作和很多创业者都不一样，至少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家公司，也没有拿出自己的产品和盈利模式。但在我的理解里，进入一个充满迷茫和未知的领域，以自己的能力去趟一条前行之路，这是另一种创业。
今天，转型是一个困扰全球媒体的难题，人们用各种办法探索破局之策。在我看来，传统媒体遭遇的各种困境均因技术的变化而起，“解铃还须系铃人”，走出困境离不开对技术及其应用模式的探索。在之前数百年的发展史中，传统媒体一直扮演着技术的被动使用者的角色，但现在，谁能够成为技术的主动开发者和使用者，谁就会成为市场的赢家。
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将生物传感、人工智能这些听起来遥不可及的技术引入传媒领域。当很多人说我这是“忽悠”时，我的确感到了一丝丝的骄傲。
2015年11月，我们和国家话剧院、荷兰国家数学和计算中心一起，在上海联合开展《战马》剧场传感实验。有一天深夜1点，我在微信上向一家媒体的领导提出，请他们安排一位记者来参加几天后的媒体沙龙。这位媒体领导是我很多年的朋友，相互说话比较随意和直接，他的回答是“派不出人。你们这是骗人的吧？”我愣了一下，随后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组关于这次实验的文档，我说“你看看这些，看完之后再决定。”凌晨3点，这位媒体领导在微信上给我回了一句：“我们还是派一个记者吧”。
这位媒体领导的反应，其实在媒体人中非常具有典型性：一方面，他们凭自己的本能觉得，媒体和生物传感、人工智能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另一方面，当他们耐心地听完介绍，他们又能凭自己的经验，很快地勾勒出生物传感、人工智能在传媒业的应用场景。岁末年初，我们因为推出了第一代生物传感智能分析系统Star，先后获得搜狐的“年度技术团队”奖和今日头条的“2016未来媒体践行者”奖，是全部获得提名的团队中唯一一个从事技术研发的，这充分显示出传媒业对这种探索的认可。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现在要接触大量的技术人员，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更难理解生物传感、人工智能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一家媒体的技术部主任听了我们的介绍，很难理解star有什么用，他提出：“既然你们叫它机器人，你让它写个稿我看看。”我告诉他，star并不是用来直接写稿的，它是帮助人获取之前无法获得的信息的工具。这位技术部主任依然无法理解，“既然不能写稿，它跟传媒又有什么关系？”那天，我从广告效果测评开始，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地给他介绍，他才得出结论“这玩意儿还真有用”。
是的，我的那一丝丝骄傲是在说服一个个怀疑者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的。
当人们怀疑我们这些文科生是不是能看懂技术的时候，我用10年调查记者的经验告诉它这是一件“小事”。我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过，快速学习能力是一名调查记者的基本素质，这在转型、创业的过程中将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人们怀疑我们是否能为技术的传媒应用找准切入点的时候，我还是用10多年的媒体经验告诉它，我们知道媒体需要什么。媒体记者就像“八爪鱼”，他的从业经历就是饥渴地攫取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总有一天发挥价值。我一直认为，组织技术研发者未必自己是那个动手写代码的人，但他一定是能够快速而准确地知道要什么、谁能做并能推动需求落地的人。
2016年1月，就在我们的Star推出不久，有好几家基金给我们团队打电话，“团队打包，年薪、股权，开个价吧！”其实，2016年，我真正期望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坚守在媒体的人们找到一条升级、换代、转型，最终走出困境的道路。我们所走的路未必百分之百正确，但打开自己的思路、跟随自己的内心总是值得的。
回到2015年12月，我们在上海举办首届“智能+”传媒超脑论坛，我临时接到任务上台介绍star的传媒应用场景。我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每个记者都想为自己的报道写出一个“牛逼闪闪”的开头，但这些开头往往因为充满主观色彩而遭到真实性的质疑，但有了star这样的生物传感测量工具之后，这样的开头也许就有了客观的依据。当时我的目光和台下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朋友交会，我清楚地记得，他眼中发亮，向我微微点了点头。（来源|微信公众号“梅子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