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一
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北风起，霾渐散，天转晴。
几天前，急于寻路的中国经济，刚刚从纪年上告别了这个异常凛冽的寒冬，继续在冰辙上艰难蛇行。没人能精确断言，下一个春天何时降临。
被称为旧动能的传统势力正在喘息。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2015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在众多近乎口语化的表述中，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1998年。
权威人士说，（那一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
历史无从假设。否则，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二
1998年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份。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中国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尽管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银。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中国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在决策者看来，比天气更难把握的是中国经济的体温。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前。“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在担任总理后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明确表态，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三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是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上海钢铁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
随后，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就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个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他所住的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标。
军令状已立，不容不进。那一年，朱镕基宣布费改税，砍掉财源的同时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不仅如此，决策者们又一次性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就在决策者为略显沉重的国有企业甩掉包袱的同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启动改革的当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应该是9%以上。
然而，当年经济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诺失之交臂。于是，到了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顺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调减为7%，为此后数年的“七上八下”开启了先河。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国剥离了1.4万亿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此后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而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于“七上八下”间，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2003年，一个久违的词汇，“过热”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同比增长了9.1%。官方确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此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速在10%以上。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胡家源 王雅洁 降蕴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