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1月8日，记者节。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颁奖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新闻志向，提高业务水平，勇于改进创新；坚持正确工作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勤奋工作、甘于奉献。
今天的主角是记者。
敬一丹曾写文，记者，凭什么拥有一个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下午。
在台里安排好别人替班录像，我匆匆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路默念：记者节、记者节。
初冬，渐有寒意，而这里好热乎啊！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视台，各路记者云集，人们寒暄着，兴奋着。以前，台上有新闻，台下有记者；此刻，台上台下都是记者。这次不是报道别人的事，而是庆祝记者自己的盛事：从今天开始，中国记者有了记者节了。
我在讲台前代表中青年记者发言。
我理解，让我代表发言，是因为我来自《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镜头前面对观众，带着这种前沿的感觉走上讲台，这正是记者节需要的。我身边有一个群体，他们是有战斗力有创造力的有使命感的一群记者，怀着新闻理想，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那旗帜上写着：“舆论监督”。在急难险重的采访报道中，他们是上得去、打得赢、信得过的群体。
今天的主角是记者，哪个记者没有故事？
我真想对着记者同行讲讲《焦点访谈》记者的故事。此刻，在第一个记者节，他们依然在忙碌。有的在崎岖山道上奔波，有的在复杂环境中调查，有的在危险境地秘密拍摄，有的在机房昼夜编片。我来这里，只不过是因为脸熟，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我的同事们珍视记者的职业，在“记者”二字前面加上《焦点访谈》，更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而百姓对《焦点访谈》记者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期待和感情。
再军采访制作的反映山西交警乱罚款的节目《罚要依法》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观众电话不断，最多时一天接到500多个电话和传呼，有支持的，有提供新线索的。在随后进行追踪报道时，看到记者在街头采访，当地百姓放起了鞭炮，为《焦点访谈》记者叫好。
我的同事刘涛、吕少波在采访回京途中遭遇车祸，车起了火，摄像机被烧焦，人受了伤，情况危急，他们从车上逃脱出来，急需去医院。他们满脸血浑身伤，在马路上拦车，过往车辆都没有停下来。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附近的农民来了，听说受伤的是记者，他们围了过来。听说是《焦点访谈》记者，他们就手拉手站在路上，终于拦下了车。这些淳朴的农民上前与司机交涉，甚至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记者，就把车推下悬崖。终于，记者被送进了医院。我们的记者不曾为自己的伤痛危险流泪，却为这些手拉手相助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的路人，只因是记者、是《焦点访谈》记者，就成了相知，这是怎样的信任，怎样的情意！刘涛说，做《焦点访谈》记者，做鬼也光荣。
我没能在记者节的讲台上讲这些故事，毕竟，我不仅仅代表《焦点访谈》。
我被要求代表全国中青年记者发言。中青年记者有什么共同话题呢？我特地与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记者聊了聊，记者采访记者，看看有哪些共识。
作为中青年记者，我们很幸运。老一代记者辛苦一辈子，才有多大的空间？哪里有什么记者节？而现在，媒体空前发展，记者阵容可观，社会需求强劲，职业声望提高，才有了记者自己的节。
更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多变、多样、多元。我们正经历巨大变革，充满生机、矛盾凸显，人在转折中，人在冲突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各种关系都在重新调整定位。这样的多事之秋，给了记者从未有过的空间，处处都是新事物，时时都有新发现。陌生题材、新鲜样式，层出不穷，记者面对着多种可能。我们赶上了！
记者是什么？瞭望者、发现者、监测仪、记录者、无处不在的眼睛、孜孜以求的揭露者……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人尊敬，比饭碗、生计更能激发起人的激情，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多半都伴随着理想、热血、崇高、使命这样的词。
在社会三百六十行里，行行都有价值，唯有教师、护士拥有节日，如今，记者也有了自己的节日。这让我扪心自问，记者，何德何能？为什么拥有这样的节日？凭什么接受鲜花掌声？确定这样的节日，这是社会对我们职业的尊重，也是精神奖赏，更是鼓舞鞭策。
自从有了记者节，就有了不同的过法。
我和小崔曾经主持记者节特别节目《记录中国》，一个个优秀记者出现在镜头前，平时采访别人，记者节被采访，分享同行的精彩。对我们自己来说，记者节是个自我提醒的日子，提醒自己：记住使命了吗？尽职尽责了吗？如何爱护职业声誉的？经常这样问自己，就会自省自重。一句话：当记者就要有记者的样儿。
记者生活是热运转，也需要冷思考。幸好，有这样一个思考讨论的地方。
作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每年参加中国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一入秋，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俞虹教授就召集研究员们讨论，今年记者节的关注点是什么？研究员来自四面八方：新华社的陆小华、清华大学的尹鸿、中国青年报的陈小川、社会科学院的时统宇、央视的白岩松和吴克宇、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昶、北师大的张同道、教育台的张志君……大家集结在这里，就有了同一个身份：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年来，一年一度，论坛探讨着怎样做记者，怎样做媒体。学界和业界在一起，有差异，有互补，有碰撞，有共识。回首十年聚焦的关键词，也能看出认识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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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数字化产业化收视率
2006年媒体面对挑战
2007年媒体与奥林匹克
2008年重大事件中的媒体
2009年媒体的生存底线梦想
2010年危机转机生机
2011年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自由、价值导向与媒介责任
2012年率先理性人人都是记者时代的民意表达、公民素养与舆论博弈
2013年叩问边界新闻伦理媒体责任
2014年重建信任重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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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题，记录了媒体格局之变，记录了学界业界的关注点，也记录了记者和学者思考交流的过程。
那些年，论坛上那些眼睛发亮的年轻听众，那些为论坛奔走忙碌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我们的记者同行，论坛发出的声音，经过媒体传播，被多少人分享？引发了多少思索？
每年记者节，忙忙碌碌中，停下来，想一想，谈一谈。以这样的方式过记者节，成了一个盼头。
11月8日又到了，2014年的记者节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这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我的同事、同行都在忙碌中。没有鲜花、掌声，更多的是思索。2000年设立记者节时，我并没有料到媒体环境在十几年里有如此巨大的变化，面对世事变幻，身处媒体变局，难免纠结不安。这时，分享论坛的声音，也会让我多一分安心和信心：
“有所不为，有所不畏，这就是新闻人。”
“对公信力的敬畏，是记者应具备的态度。”
“不管时代怎样变，世界对记者的需求从未改变。”
换发记者证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换吗？快退休了，将来也用不上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我还是想要。没有记者证，似乎在职业生涯里就失去了一个念想。
将来，我会为自己欣慰，因为，我是记者。（来源：腾讯大家）
也有人说，“纸媒寒冬”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庆祝记者节？
来源：GQ中国 微信号GQZHIZU
如果一种职业在新的环境下失去了本来价值，那就让它消失吧，没有必要哀叹。古往今来消失的工种何止千万，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并不比其他的更高级。
我们庆祝记者节，是为了光明正大地歌颂记者的精神：好奇，开放，求真，务实，同理心，永不懈怠。这些精神当然一直被最杰出的记者们葆有和传承，但这些精神也从来不止存在于从事这份职业的人身上，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称为“记者”，但他们的行动和作品一起构成了这个节日来里不应该被忽视的风景。
今天，我们庆祝记者节，不是单单为了记者，更是为了那些拥有并实践记者精神的人。
最不想当好记者的好记者：诺曼·梅勒
20岁从哈佛大学毕业，25岁发表小说《裸者与死者》一炮而红，信心爆棚的诺曼·梅勒立志要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比肩。但要做最伟大的小说家，不只要写出最伟大的小说，还要用文学扭转美国思想，改变时代精神。
诺曼·梅勒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莫拉莱斯
于是，精力过人的诺曼·梅勒将被理想和野心放大的自我，注入到他所处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拍电影，办报纸，搞游行，蹲监狱，喝烧酒，抽大麻，竞选市长，还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玩拳击，并用小刀扎娇妻——他的第二任太太阿黛尔•莫拉莱斯。他还有其他5位太太，并有9个子女：5个女儿，3个儿子，外加1个继子。
诺曼·梅勒和拳王阿里
20世纪60年代以后，诺曼·梅勒发现与急速变化的美国现实相比，任何小说家的笔墨都显得拙劣。他因此从虚构跨入非虚构，之前那些成就他写出杰出小说的天赋——敏锐的观察、精致的隐喻、对历史脉搏的把握——再一次帮助他写出了杰出的非虚构作品，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有“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为我自己做广告》、《夜幕下的大军》以及《迈阿密和围困芝加哥》等。
与此同时，诺曼·梅勒还在继续写小说，但他的小说再也无法和他的非虚构作品相提并论了。一个立志成为最伟大小说家的诺曼·梅勒，最终以记者诺曼·梅勒的声名留在了时间的灰烬中。
最“冷血”的记者：杜鲁门·卡波特
人人都有犯罪的欲望。正因如此，写出了《冷血》的杜鲁门·卡波特成为了迄今为止知名度最高的记者之一。《冷血》讲述的正是1959年发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一桩凶杀案，在不为钱、不为色、不为怨，没有明显动机的情况下，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家四口人。
凶手之一佩里·史密斯
他邀请儿时伙伴、女作家哈珀·李同行（后来哈珀·李发表了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花大量的时间采访调查，做了6000多页笔记，只为弄清楚杀人犯的明显动机。期间，他常常与已经定罪、并被判绞刑的杀人犯之一的佩里·史密斯深谈，使卡波特对佩里的生存状态有了深层了解，特别是他们相似的被父母抛弃的童年遭遇，让卡波特又生出一种超出友谊之外的同情和爱怜。
卡波特和佩里·史密斯
有人通过分析《冷血》的文本，猜测身为同性恋的卡波特可能在某些时刻爱上了佩里。本来，卡波特有能力替佩里请位好律师，以争取上诉不被绞死，但最终是他对于写作的“私心”占了上风，他需要一个更加“悲剧”的形象出现在书里，因此他亲自目睹了佩里的绞刑，而这个杀人犯也确实成了他书中最具个性的人物。历经6年，《冷血》问世，全美轰动。
最“自带招人烦 buff”的记者：雅各布·齐默尔曼
正直的记者往往都会被权力厌恶，这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被权力斗争的双方同时厌恶。雅各布·齐默尔曼（Jacobo Timerman）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齐默尔曼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为了逃避对犹太人的追杀，他的家人在他5岁的时候，就带着他一起迁往阿根廷避难。齐默尔曼在阿根廷长大成人，先从记者开始做起，后来就自己创办报纸和杂志。当时的阿根廷正处在胡安·贝隆（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主角贝隆夫人，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领导的军政府统治下，齐默尔曼创办的报刊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报道和批评。
齐默尔曼主办的报纸
此后，阿根廷爆发了长达7年的“肮脏战争”，政府疯狂逮捕、杀害作为反对派的左翼力量，《纽约时报》声称在此期间估计有30000人消失。齐默尔曼创办的报刊不仅为政府所不容，也被左翼游击队攻击。齐默尔曼认为两者都有法西斯倾向，都进行了尖锐批评。
被押送的齐默尔曼
1977年，齐默尔曼被捕，两年后被遣送至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为了维持和阿根廷的关系，也尽量低调处理齐默尔曼回忆关押经历的作品《无名之牢，无字之狱》，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成为最受尊敬的非虚构作品之一。1984年，对自己的故乡失望的齐默尔曼返回了阿根廷，并在那里继续从事批评政府的媒体事业，直到去世。
最让主编省心的记者：约翰·赫西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一年后，受《纽约客》时任主编威廉·肖恩的委派，约翰·赫西前往广岛采访，并写成一篇长报道《广岛》发表在1946年8月31日的《纽约客》杂志上。那一期的《纽约客》杂志，整本只刊登了这一篇报道。
广岛，1945年
当期的杂志上刊登着这样一则启事：
致读者：
这一期的《纽约客》把全部的页码都留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讲述的是一个几乎被一颗原子弹毁灭的城市，以及那个城市的人们所遭受的一切。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知之甚少，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使用这种武器的恐怖后果。
编辑部。
最令人“失望”的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有3个时期从事过和新闻相关的工作：早期，1847年，在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他曾经为《圣彼得堡新闻》写过4篇稿；中期，从1860年到1865年，在被释放之后，他曾创办过2本杂志，但都失败了；晚期，从1873年到1880年，那时他已经写出了著名的《罪与罚》、《群魔》、《白痴》，正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间隙他也发表过另外一些短章。
但是，在他的这些新闻性作品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才。《纽约书评》对这些作品（《Dostoevsky's Occasional Writings》）的评价是：用力过度，隽永不足；刺耳过度，真情不足。但如果你想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脉络，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最投入的“业余”记者：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的是他在二战中，参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兵组织的亲身经历。他以西班牙内战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战争的艰辛、民众的热情、局势的变幻、媒体的歪曲、信仰的危机等，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战争经历，让人们从事实的角度去理解战争，在静默的言说里蕴含着巨大的动人力量。
奥威尔在西班牙
文人和政治搅和到一起总是危险的，因为你没法确定你所看到的真实就是真实。但奥威尔没有因此止步，不是因为他拥有洞察一切的智慧，而是因为“他讲述的都是事实，而且是以一种值得人们推崇的方式，静静地、率直地讲述，同时又颇为公允地告诫读者：这只是一个人的事实。”
最接近诺贝尔奖的记者：村上春树（又是他）
村上春树的非虚构作品《地下》，记录的是1995年3月20日发生在东京地铁的恐怖袭击事件。那天早上，奥姆真理教邪教组织在东京地下铁三线共五列列车上发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510多人受伤。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的新闻报道
村上春树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下了受害者们在刹那间的感受，以及灾祸带给他们个人生活的种种困扰。后来，我们知道，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么做的，她获得了20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最“小题大做”的记者：约翰·麦克菲
约翰·麦克菲是更为国人熟知的美国记者何伟的导师。他的著作《橙子》，不是一篇报道，而是厚厚的一本书。
麦克菲和他的学生何伟
你可能会觉得诧异或乏味，但它的内容既包含了作为生物物种的橙子，作为产业原料的橙子，还包括围绕这个生物和产业的人们——从过去到现在，从远方到读者自身。毕竟，橙汁几乎是最普及的果汁了，但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最“开挂”的记者：查良镛
1952年，28岁的查良镛正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在主编的要求下，查良镛从编辑转为作者，开始在报纸上以“金庸”为笔名，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我们只记住了武侠小说家金庸，忘记了媒体人查良镛。
但他从未离开媒体。1959年，查良镛创办《明报》，从一张市民小报，逐渐发展成为一张知识分子色彩明显的大报。查良镛为《明报》创作社论20余年，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1991年，《明报》上市，2年后，查良镛退休。
除此之外，他曾列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小组，还在76岁高龄完成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教学、开讲、捐资无数，他真正影响了不只一代人。
来自GQ中国、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