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记者们从后台出现在了前台。两个事件都牵扯到了记者们的舆论监督。
一.中纪委报刊:贫困生被逼请客 调查记者先被摆平
文章写道：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宋庙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事件中的3名记者。
第一个记者被“摆平”
最早获知这一新闻线索的，是安徽《市场星报》驻宿州记者站站长徐善文。几乎在捐助仪式进行的同时，他就获知了这一新闻线索，但徐善文并没有立即采访。
2015年12月6日，与徐善文同一报社的记者贾丽(化名)向徐善文打听新闻线索，听到“11·12事件”，贾丽当即表示很感兴趣。
12 月15日，徐善文、贾丽到宋庙村采访。两人现场采访了6名受捐助学生家长和一名宋庙小学老师，并电话采访了校长马计杰。就在采访期间，徐善文接到一个熟人电话，是《新安晚报》驻宿州记者站站长王源(化名)打来的，他受宿州市埇桥区“有关部门”之托，想来协调关系，让“11·12事件”别见报。王源提出可以 让“有关部门”帮助徐善文解决报纸征订任务。
当晚，埇桥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就和徐善文、王源等人坐到了同一张饭桌旁。推杯换盏间，众人的距离拉近了。
几天后，徐善文来到这个“有关部门”，找到席间认识的那位领导想让其帮忙订100份《市场星报》，总定价为1.8万元。该领导称订报不合适，但可以帮忙联系宋庙小学的主管单位朱仙庄镇中心校，让其付钱在《市场星报》上作广告宣传。
12月23日晚，徐善文和朱仙庄镇中心校校长陈勤勇几番讨价还价后，签订了1万元的广告宣传合同，后来随着事件的曝光，这一合同被中止。
第二个记者“不甘心”
徐善文这边在“有关部门”牵线搭桥下，与镇中心校签下了合同，但他却忽略了另一个人的感受，那就是与他一同采访的贾丽。
2015 年12月15日现场采访结束后不久，徐善文与贾丽联系，说有人在中间说情，可以用订报纸的方式换取“11·12事件”不见报，贾丽没有同意。12月16 日，徐善文又跟贾丽说，“有关部门”想在《市场星报》上做2万元左右的广告，并称可以通过报社外包广告的提成方式，按高比例返还广告提成，以弥补贾丽不能 发稿的损失。据记者事后了解，《市场星报》的独家报道一篇稿酬约1500元，而2万元的广告按高比例返还提成可达4000元至1万元。
贾丽没有表示反对。但一波三折，12月17日，徐善文称广告投放又减为1万元了，贾丽表示肯定不行。此间，两人短信来往，贾丽强调“最低两万”“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发稿”“你签合同前一定要跟我说”。
尽管贾丽一再坚持，但12月23日晚，徐善文将合同照片通过彩信发给贾丽，显示广告宣传仍为1万元。贾丽对调查人员说，觉得自己被骗了，“没答理他”。当晚，贾丽将稿件上交报社。
第三个记者“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 在贾丽得知广告宣传合同签成了“自己不满意的1万元”的同一天，《安徽商报》记者赵康(化名)与贾丽闲谈中聊起自己在关注“11·12事件”。据贾丽讲， 看到自己做不了独家报道了，就决定做个顺水人情。12月23日，贾丽将大量采访内容提供给了赵康。赵康向调查组坦承，见报稿件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贾丽。
那么，为什么12月24日首发的新闻报道来自《安徽商报》，贾丽发给《市场星报》的稿件却没能见报呢？
其实，在埇桥区“有关部门”运用资源，找关系托人“灭火”的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发力。
宋庙小学马校长在发现记者采访后，立即打电话给捐资助学方代表、某银行合肥分行工会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紧张。他明白，一旦事件曝 光，他们精心组织的这场捐助活动一定会引发公众质疑，势必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汪副主席马上开始了人脉搜索。他找到银行一业务部门的总经理，该总经理给与《市场星报》同属一家出版集团的某国际经贸公司副总经理打电话，请这名副总经理出面说情，让《市场星报》不要报道。该副总经理随即打电话给《市场星报》总编辑，称某银行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希望不要报道。于是，12月23日晚，在《市场星报》的选题会上，当讨论到贾丽的报道时，该总编辑以种种原因为由， 决定不见报。
《市场星报》这边看似一切都搞定了，但令所有“舆论公关”者猝不及防的是，2015年12月24日，《安徽商报》刊出了《学校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的报道，迅速引发媒体跟进，舆论一片哗然。赵康出于个人原因考虑，选择了只署“本报记者”，而不出现真名。
有网友评论：
@罗昊-CoverMe：在中国，对于媒体舆论的监管本身就不到位，这导致了本应该监督社会的媒体成了某些人的喉舌，本该公平公正的媒体被人操纵。加上某些媒体人不自爱，最终结果是中国的媒体舆论失去了公信力。
二.这两天武威市出名了
1月7日和8日，《兰州晨报》《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驻武威的三名记者先后失联。
1月18日晚武威市公安局官网发布通告称，1月7日，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民警在执行社会治安大清查专项行动中，查获一起违法犯罪案件，其中一名违法人员为张永生。
通告中还称，凉州分局在办案过程中查明，2011年以来，张永生伙同雒某某、张某某等人，利用记者身份，借舆论监督之名，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张永生等3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凉州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
逆转
1月28日晚一封兰州晨报社致武威市凉州区委政法委的公开信开始在网上流传。不过兰州晨报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本报一名记者涉嫌敲诈勒索一案正在调查，本报未曾在网络发表任何公开信。”
再逆转……
据京华时报，多名兰州晨报员工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报社未在网上发布，但不代表信是假的”。更有员工称，公开信确为报社所写，已递交给凉州区委政法委，“何人所写不便告知”。据知情人士透露，公开信确为报社所写，也是报社放出来的，“否认是不想担政治上的压力。但也想闹出点儿动静，给武威那边施加点压力”。
网友们也出动了
据上游新闻，多个微信群相继曝出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市长李志勋的手机号码。不少网友还自发向火荣贵和李志勋发去短信，要求其正面回应记者被捕一事。
还有网友怀疑当地官员与曾向腾格里沙漠排污的荣华集团存在利益关联、怀疑火荣贵佩戴名表。对于这些疑问，网友要求火荣贵在回答记者被捕一事时一并作答。
大家都只是想知道真相！
这些记者都在武威遭过这些事情……
1988年，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这收报事件轰动全国。
▲在左下角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威武的态度似乎……
2015年，《长江商报》记者武威采访 被限制6小时人身自由
据新湘报 ，曾在武威历险的《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向同行们讲述了自己的采访经历。他说，自己也差点“着道”。
我是2015年初去的武威，当时是因为新华社出了一篇荣华工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8万吨的稿子。这个消息出了快一周，我们才到的当地，以为没什么料了，没想到，武威的水，深得很。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条，与现在《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的事可能相似。
当时武威市凉州区宣传部长在荣华工贸现场撕掉我两页采访笔录，对当地民警说，把这人送上高速，武威不欢迎他。
我在荣华新区派出所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照片资料后，被当地两民警送回城。
同样是记者们涉及到了监督报道。
两件事的共同点是：都可以看出在出事方处理上都在打压监督报道。
不同的是，有些媒体从业人员本身走歪了。有些记者的监督报道权利或是没有得到维护？不管怎么样，就目前而言，武威事件3名记者被抓，不明朗的案情，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深蓝财经网综合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