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辉煌无比的佳兆业已死?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3月24日表示，佳兆业在春节前已经死了，公司形势比想象中更严峻，债权人也不了解佳兆业的真实情况，如果债权人不能达成一致，融创会最终放弃收购。另一个企业大佬是真的死了：今年2月，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被执行死刑。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政商关系方面犯大错了：涉权钱交易，借用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话是找“靠山”。全面依法治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际，上述两个死亡案例可谓极具标志性：企业、企业家找靠山就是“找死”，这正在成为政商关系新常态。
早先的中国，企业家找靠山，作为相当普遍的潜规则，往往意味着找活即更大、更好的活路。这背后的“合理性”是：彼时，法制欠健全进而违法成本低、公权力过大且与市场的边界很不清晰、市场经济本身远未成熟，政商关系不健康，贪腐官员和企业之间很容易形成利益链，找靠山由是成为经商的捷径，乃至形成常态。佳兆业从事的房地产行业，是政府之手特别强大的领域，同时是著名的腐败高发区。成立于1999年、总部深圳，近年佳兆业发展迅猛，被誉为房地产行业的黑马。据报道，佳兆业的危机始于2014年10月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查;12月，公司在深圳的多处楼盘被政府“锁盘禁售”，创始人、董事长郭英成辞职。身家百亿的朱兴良的发家则受惠于季建业。据检方指控，季建业利用担任扬州市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金螳螂实际控制人朱兴良的请托，为该公司承揽扬州迎宾馆1号楼改造工程项目、违规施工、催要工程款提供帮助，后收受朱兴良给予的34万多元。刘汉更是获得了非常强力的保护伞，聚敛了惊人的财富。
长期以来，众多企业家已习惯这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不搞潜规则者似乎较少。几年前万科董事长王石说自己不行贿，一时仿佛成为企业界的异类。然而，潜规则猖狂，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腐败严重可能亡国。而且，说到底，这对企业家也是伤害：找靠山可能是颗定时炸弹，轻则伤身，如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获刑14年;重则丧命，如刘汉。
终于，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来临。十八大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一系列权力清单出台、大力反腐败，这些全新动作意味着对政商关系的根本性重塑，势必会打破旧常态，建立政商关系新常态。重塑政商关系的责任主体自然是政府，理应真正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确保政商新常态符合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等特征，并且让违法成本远大于收益，使权钱交易成为“死路”。正如全国政协委员钱颖一的看法，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如此，政府是服务型政府，企业经营真正是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潜规则自然能得到有效遏制。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称，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官商正常交往，官员要堂堂正正走进民营企业，干干净净与企业家进行接触交往，要建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沟通联系机制。其中，作为政商关系重要一方的企业家不能完全被动，而是应主动参与政商关系新常态的构建：在处理政商关系时，企业家应自律、依法、不搞歪门邪道，做正能量。这方面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原则值得参考，“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李嘉诚长期的辉煌，得益于其良好的政商关系。冯仑的做法同样值得点赞：跟一些特殊部门、特殊人物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
毫无疑问，政商关系新常态正在构建，企业家们对此空前巨变应有足够的清醒。如果说早年找靠山成潜规则，企业家多少有点情有可原，违规成本常常很小;政商关系新常态之际，则纯属自作孽乃至自寻死路，而活路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全力做好企业，如李嘉诚。生还是死?如果依然稀里糊涂、思维停留在旧常态的话，不怕重蹈刘汉覆辙?
(作者严学锋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作家，现供职《董事会》杂志。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国企改革。采访了大量公司高管，发表作品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