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舜
来源|经济观察网
改稿动力学
上周，中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这是“任性”的一周，像反腐这样的正剧已经相当“任性”，没想到花絮也很“任性”。
周六，新华社一天有两篇文章上了社交媒体头条，第一篇是《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第二篇是《傅莹偶遇记》，后者在发布后不久在“新华社发布”客户端撤稿。这两篇文章的走红，又让基本的传媒话题（常识）成了公共话题。
没想到，再次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传媒事件竟然是这样两篇文章。其所弥漫的追星气质，给人一种很low的感觉，且不说两会现场各种新闻人物云集，便是平日，写出此类神文亦非媒体正事儿。
两篇文章的走红，部分得益于标题制作，“席地而坐”、“亲手改稿”，都很有戏剧性和违和感，而“偶遇记”之类乃长期以来的新华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这样一篇古老写法的就更有违和感了——尽管文章表面上用了“女神”、“duang”等新词，在思维和逻辑层面仍是新华体。引起人们吐槽、商榷甚至反讽，也就可以理解了。
采访对象和记者对稿件内容有所沟通，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专业错讹和事实争讼。改稿是件劳心劳力的事情，在繁忙的两会临上车前还摆Pose陪脑残粉合影，也真心不容易。如果采写不到真正的新闻，年初引起广泛讨论的《惊惶庞麦郎》一文，假如发表之前请受访者过目一下，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描写恐怕就能避免一些。
陈道明的改稿能走红，原因有三个：1、“席地而坐、亲手”改稿，有戏剧性；2、全文只涉及一些最基本的措辞修改，对一件轻如鸿毛的事情给予了严重关注，让人看出了现实的荒谬；3、陈道明的改稿是可说的。
在中国，记者改稿的动力一般来自于采访对象和采编体系的要求，而优秀的记者还有严格的自我要求。通常改稿源于外力（记者之外、采编系统之外）的推动。媒体应该怎样改稿？曾担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的传媒学者钱钢，专门介绍过自己亲历的《纽约客》“Fact Check”（事实核查），在关于一篇人物报道中，他作为众多被采访者之一，接受了半小时的事实核查，核查员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以求精准。
但能承担如此成本的媒体并不多，而且在电子传播时代，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一切都是浮云，来得快，去得也快。新闻早就进入了碎片化时代，让碎片与碎片之间多些交锋，未必不是好事情。更何况两篇神文的轰动，并不是因为改稿或撤稿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那套思维逻辑，在社交媒体时代引发了围观和起哄。
改稿动力学，最初纯粹为了更专业，而今，因网络竞争的剧烈又变得粗放、甚至缺失。从时间序列看，改稿不仅发生在成稿之后，有时在新闻发生的一刻就发生了。李克强总理今年对政府工作报告同样也有“改稿”，“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在会场内外都被广泛点赞和解读，它就是李克强总理“亲手”改的稿。改得好吗？改得好！但“改稿”真的就只是花絮，没有成为主角。可见问题不在于“改稿”本身，而在于谁有权力（利）改稿、符不符合程序、改得妥不妥当。
附《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
不少同行可能会“嫉妒”我——一位“男神”昨天与我席地而坐，亲手给我改稿子！
他是霸气外露的“康熙大帝”，他是外交才子“顾维钧”，他是深情款款的“陆焉识”……他是陈道明，诸多人口中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心目中的“男神”。但经历过他亲手改稿的我知道，他对自己身份的界定从来只有一个：演员。
说起陈道明为我改稿的故事，还得先从委员报到的那天说起。
3月2日，陈道明委员下午四点半急匆匆走进昆泰酒店驻地报到，黑墨镜、黑夹克、黑背包、黑棒球帽，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记者蜂拥而上，我也在其中。尽管陈道明并未回答大家的提问，但是态度是谦恭有礼的，不停地向记者说“谢谢”“辛苦”，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匆匆离开驻地，从来到走也就5分钟。原以为这可能最后一次对话，可没想到竟是一个开始……
参加政协无党派分组讨论会之前，就已经有老记者给我打过预防针：陈道明在讨论会上几乎不发言，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不过5日那天，我还是来到了无党派的讨论会场。陈道明果然没有发言，但却起身离开，到外面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我也赶紧跟过去，想蹭着采访两句。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那天陈道明兴致很高，从家庭暴力谈到文化现象，从电影票房谈到电影烂片，从分级审查制度谈到文化自觉，从娱乐文化到主流文化……一直谈到会议结束，其他委员都吃饭去了。
接受采访的陈道明
近一个小时的采访，陈道明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从不回避，但你能感觉到他的严谨和认真，“这个问题我没有体会可能说起来不客观”，“这个片子我没有看过所以不好评论”。但他也不会断然拒绝你的追问，“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他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说一些话。
这和我有时从网络上了解的“陈道明怒斥记者”“勃然大怒”“呛声记者”，仿佛说的不是一个人。不过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是个有真性情的人，但绝非无礼之人。
采访完毕，记者们也都散了。我和另一个记者追上了在等电梯的陈道明，想问他要个联系方式，说稿件写出来希望能够‘把把关’。其实当时我内心的独白是：要到电话还怕采访不到你？
可“男神”的手机号哪有那么好要的。“我平时不怎么接电话。”陈道明拒绝了我，但理由也很充分。“不过，我很欣赏你们，能够尊重我们被采访者。我可以给你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把稿子发给他，我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你们。”
当天我连夜写完陈道明的采访，却陷入纠结之中：如果不发，其他媒体肯定会抢发；如果没有让陈道明看过就发，我就食言了。在采访过程中陈道明的严谨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还是决定让他看一眼。
两会期间，我的驻地在铁道大厦，而陈道明的驻地在遥远的北京昆泰酒店，地处东北5环边。害怕堵车，不到7点我就乘车出发了。真是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采访啊。
早上一查新闻，果然已经有媒体发稿了。标题耸动，被冠上了《陈道明谈“媚娘剪胸”》。不过我倒淡定了，原来他们走这个套路的，那和我不是一个路子。我一开始定的题目是《电影人得有起码的文化自觉——政协委员陈道明谈当下影视怪圈》，不过考虑到话题性，又被改为《票房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么？》。
上午一直在拨陈道明给的那个电话号码，但却被呼叫转移，直到下午发短信告诉我，他才下飞机恐怕难以及时联系上陈道明。我只好拿着打印出来的稿子，匆匆赶到政协无党派分组讨论的会场，把稿子交给了正在开会的陈道明。
陈道明看到我，笑着点点头，把稿子接过去开始逐字逐句修改。我回身想找把椅子坐下，却发现都已经被占满。我就随便找了块空地席地而坐，打开电脑一边记录委员发言，一边等稿子。
忽然，我感觉有许多目光向我这个方向投来，还没缓过神，陈道明就一屁股坐在我边上了！这这这……这是个什么情况？改好了就叫我过去嘛，坐过来算怎么回事？不过，看到陈道明在稿件上改动了不少地方，打算认认真真和我探讨一下稿件问题，我也就没有太过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标题我想改成《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有文化自觉》，你看合适么？”陈道明很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嗯，我原来的题目也是相类似的，但是可能编辑考虑到要和时下热点结合就改成这个了。”我解释道，但当时我内心的独白是：冲你这股认真劲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我们才探讨了一个题目，就听见旁边“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我忘了在场还有十多位记者呢，他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看到大明星席地而坐，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新闻，害得我被“连累”。
“陈老师，你看你，我今天都没有戴隐形眼镜、没化妆，都被拍去了。”我埋怨道。“咳，没关系的，咱们还是看稿子吧。”陈道明笑着说。
回到稿子上，有一些加的字我认不清楚，他就一字一字念给我听。而发现我们俩坐在地上看稿子的人越来越多；不光记者，连一些委员也拿出手机拍照，崔永元更是掏出了他的自拍神器。看到崔永元在拍我们，不少人又开始拍崔永元，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
“削除名人效应，‘削除’这个词不好，还得斟酌一下。”陈道明站起身来，走到座位前拿起笔开始改。我赶紧站了起来。等陈道明走回我身边的时候，那句话已经变成了“不要过度夸大名人效应”。
“我知道你是新华社的记者，我很重视你们这种大媒体发出的声音，所以对于这个稿子，我们是否可以再多交流一下。”陈道明很有礼貌地向我发出邀请。我能拒绝“男神”的邀请么？不可能呀。“好呀好呀好呀。”我心想，但我表现得相当淡定：“好的，没问题。”
不过站在会场中间讨论太过扎眼，“还是去外面说吧，不要影响别人。”陈道明带着我出了会场。“我得给你找一个沙发，至少是能让你坐着打字的地方。”陈道明很贴心地四处打量。
不过有沙发的地方大都坐着人。我们只好往走廊深处走去，直到尽头都没有沙发。“那就这里吧。”陈道明在一面明亮的大玻璃窗前停下了，又坐在了地上。我们两个就这样坐着走廊的地摊上开始又一轮的逐字斟酌，梳理逻辑。
我发现他把我文中的一些修饰地成份删掉了，比如“情绪有些激动地”“语重心长地”。我问他为什么删掉有现场感的东西，他说，“我又不是在表演，咱们就实实在在地、简单地用‘说’就好了。”
我又问他为什么身份介绍中的“知名表演艺术家”替换掉，他说：“我不是什么艺术家，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员这个身份就挺好的。”
我们俩曾一度纠结在“就像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一样，票房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表述上。“我能确定票房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但在经济问题上我不专业，所以要拜托你把关，我关于GDP的想法是否准确。”陈道明说。
“‘我所怀念的文艺时代一去不回了’也不要了？”“不要了，这又不是我的个人回忆录，而是在探讨现今的文化问题。”
改完稿子，我们并没有进行什么闲聊。“题目你再斟酌一下，自己做决定吧，你要是觉得我的题目不好，就改成你满意的吧，辛苦了。”陈道明在走进会场前叮嘱我，然后就进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我把稿子发完了，最后题目还是用陈道明自己改过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打电话请示了后方编辑。“还是用他自己改的题目吧，以示尊重。”后方编辑说。
看着被陈道明改成“大花脸”的稿子，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忽然想为这次难得的采访经历留下些什么。趁休会间隙，我又找到陈道明，请他在他亲手修改的稿件上签下了大名。
尽管我喜欢陈道明的表演，但我以前我并不是他的粉丝。不过，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氛围里，遇见这么一个做事认真、平易近人的演员还真是不容易，不能不承认他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别以为我就要“路转粉”了，因为我很赞同陈道明那天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记者都是喉舌，是无冕之王，不要把自己放在粉丝和观众的位置上，今天一窝蜂地追这个片子，明天一窝蜂地捧那个人。只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是小看了自己的作用。”(文：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