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民主与法制时报
5年以来，调查记者转身的背影渐行渐远……
3年以来，新闻人猝死高发令人心生恐惧……
当逝者从零星到多发，逝者的年龄不断降低，从60岁、40岁到30岁，甚至20多岁……越来越多青春的脸庞暗淡，生命火焰过早熄灭。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美国知名报业巨头普利策百年之前如此定位记者。
现实是，站在时代巨轮上的瞭望者正在不断离去。
记录者之死
5月23日，微信公众号河南法制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今天，我们把头条留给他……》，内容如下：2016年5月23日18点45分/河南法制报失去了一个敬业的编辑/河南传媒界失去了一个亲爱的兄弟/他是我们的一版编辑/一起缅怀，我们的好编辑，好兄弟……
微信用H5的格式制作了8个“版面”，主题为“法制报痛失好编辑！”
5月27日的《河南法制报》用了一个整版，纪念该报的头版编辑王军。据了解，王军生于1977年，从2004年进入河南法制报工作。在他做头版编辑的3000多个日夜里，共编辑了6000多个版面。
公开报道显示，王军是这一个月内去世的第7位媒体人。
4月26日凌晨，知名调查记者尹鸿伟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昆明市去世，享年43岁。
《绵阳日报》编委会编辑中心主任任杰女士于5月3日中午，在睡梦中突然离世，年仅42岁。
5月3日下午3时53分，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的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于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年仅41岁的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江俊于当天凌晨逝世。
5月4日上午，《解放军报》主任编辑马越舟上校病逝，享年45岁。中国军网视频资料还显示，“军报记者”的微博、微信均由马越舟创办。
5月18日，网易河北频道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证实，编辑王雅珊罹患肝癌去世，年仅28岁。
5月21日，前《通州时讯》摄影记者王力利因病去世，享年60岁。知名评论人石扉客写文章称，王力利曾经因为“工作差错”被辞职。
殁于盛年
他们都殁于盛年。
除了王力利以外，其余6位记者的年纪平均不超过40岁，都倒在了不惑之年的门槛上。
4月26日，知名调查记者尹鸿伟离开人世，人生的岁月在43岁定格，褒贬臧否也在此休止。尹鸿伟的博客签名是“做人要低调，文章要高调。文章写得好，读者爱看才是最重要的。”
尹鸿伟曾供职于《南风窗》《南方周末》等媒体，长期活跃在国内调查报道一线，其代表作品有：《“躲猫猫”的惨剧、闹剧与正剧……》《阳宗海砷污染迷雾不散》等知名报道。
除了国内，尹鸿伟的步履遍及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业界称为东盟问题专家。按照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总结，新闻记者要具备“能想，能奔，能听，能写”的四能标准，尹鸿伟当之无愧。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永远停下了脚步。尹鸿伟的家人透露，从发现患病到离世，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斯人已去，天堂没有新闻”。4月26日，江俊在朋友圈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追忆患癌去世的调查记者尹鸿伟。
一周后的5月3日凌晨5点多，成都全搜索记者江俊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江俊在朋友圈对媒体人的这份工作，曾这样评价：“一把辛酸泪，高离婚率，身体透支”。
“感 觉江俊很拼，经常很早就发朋友圈，显示他已经出发在路上。”“有时，他写上几句，凌晨6点20分，发完最后一封邮件，该睡一个小时起床了，明天继续吧，不 是不想睡，是必须这样干。即便年终总结，都会说，活着，就该奋斗。”媒体同仁回忆，由于工作压力大，他也抽烟、常常熬夜。另据熟悉他的朋友介绍，江俊上有 年迈多疾的父母，下有马上小升初的爱女，年前刚买房尚未入住。
江俊在朋友圈留言：“身心很疲惫，世界那么大，却无力去看看。”
江俊去世之后数小时，42岁的绵阳日报编辑中心主任任杰在睡梦中离世。再过20天，就是任杰的43岁生日。
同事回忆，几年来，任杰就是靠着一盒盒的咖啡，与疲倦做着永无休止地抗争。
数小时内，两位川籍媒体人相继离世，媒体界的伤痛如洪水决堤，朋友圈不断刷屏。
“对不起，我的同事们/我很累/我真的只想睡一会儿/没想到，这一睡，睡过了今生！”一位同事在悼念任杰的诗中写道。
记者的青春年华就是在加班、劳累中消耗殆尽。网易河北频道的王雅珊去世时年仅28岁。今年3月7日，王雅珊在自己的微博写下“生命进入倒计时！”不到3个月的时间，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网络截屏王雅珊2011年以来所发的微博中，出现字眼最多的就是“加班”“累”。她多次在凌晨更新微博，诉说加班苦累。其中2012年的微博写道：“好累，马上到家，可是累得不想下车。”
4月4日，王雅珊转发人民日报官微发布的“从疲劳到癌症仅需4步！你还在透支身体吗？加班，熬夜，从疲劳到癌症仅需4步。”王雅珊评论说：“我就是例子啊！”
4月17日凌晨5点，王雅珊发布了生前最后一条微博，这条微博为央视新闻“官微”所发，内容与改变生活方式、预防癌症有关。
“每天能早点休息就早点休息，不要太透支身体；我的病和常熬夜、生活没规律有很大关系；身体是咱自己的。”同事记录了王军生前告诫同仁的几句话。
5月8日，深蓝财经记者社区发起《2016年中国媒体人健康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记者占到了83%。工作压力剧增，导致有60%的人 超过晚上12点睡觉。晚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采访写稿、看新闻以及精神状态焦躁不安。在这些不安因素之中，主要因为工作、收入和前途。
“希望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除了正义、良知、责任感，物质上的清贫成为媒体人工作“拼”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3月2日合同到期，3月3日住院，本来前面单位说给6个月医疗期，昨天又说不给了，之前已经花了快8万多了，失业加即将到来的巨额医疗费，接着还要化疗，医生说预计花费最少还要30万以上，希望陌生的你给这个家庭支柱活下去的希望，谢谢！”
4月14日，轻松筹平台上的一则“淋巴癌的求助”发起了为尹鸿伟治病捐助的信息，使尹鸿伟患病的消息得以迅速扩散。
“他因为担心钱花完了女儿没钱上学，一度拒绝治疗。”轻松筹上16名公众人士证实，尹鸿伟得知患癌症之后要求放弃治疗。
媒体人士和前媒体人士踊跃捐款，还有很多喜欢他的读者和爱心人士，30万元的捐款迅速筹到并转给了尹鸿伟。
“作为同行，希望你像坚持新闻理想一样，勇敢地战胜生活！为了你深爱的女儿。”众多的媒体朋友守望相助，无数朋友、陌生人留言鼓励。
可是尹鸿伟的病情已经急转直下，医生也无力回天。
南方都市报记者过国亮也是极具爱心的记者，他在参与报道“7·23”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参与发起了救助小伊伊的行动。
2014年1月底，过国亮被发现患病，他和爱人汪雯均是报社采编一线员工，孩子才3岁半，刚上幼儿园。由于记者职业以稿件多少计酬，而过国亮生病后无法写稿，汪雯需要照顾丈夫和孩子，分身乏术，无暇顾及工作，导致家庭收入微薄。
2013年3月，过国亮的同事及其他媒体同行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起捐款救助过国亮的行动。
2014年3月下旬，腾讯公益基金发起“救助患癌首席记者”的乐捐项目，救助病重中的过国亮。
爱心捐款也没有挽留住过国亮的生命。这几位媒体人相似的遭遇是，一发现就进入晚期，没有了机会。
“命运向我露出爪牙，我向他做个鬼脸。”过国亮在住院时写了一句诗。在同行前来看望时，过国亮提出成立国内首个行业互助基金。
其实，有关大病的保障曾经也是尹鸿伟的话题。2007年4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公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尹鸿伟在《南风窗》发表文章《重大疾病保险争议未断》，关注如何彻底消除保险公司“保死不保生”的霸王条款。
“现在医保、报销很有限，有了补充医疗保险，就可以报销大多数，自己只用掏个零头，非常有用。”一位媒体人士建议。
“真正完整的新闻，是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把死伤、悲惨的事情说出来都不是关键，而要让事故引起大家的重视，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解决方案。”2010年尹鸿伟接受《大前程》杂志的采访，谈到自己的作品《伤心的大峡谷》时表示。
一线记者苦与酸
王恒站在郑州地铁1号线车厢内左右环顾，在确定没人注意自己时，他拿出手机，偷偷对着一位年轻女性的裙底进行关闭手机状态下的模拟拍摄。作为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记者，王恒在业界非常知名，可这次，他却遭到其他乘客的辱骂和制止。
眼看冲突即将升级，王恒同事赶忙前来制止说明情况，这时，大家才知道，“偷拍事件”系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一档安全观察类节目，主要对生活中一些侵犯人身安全的事情进行还原，用来测试路人的反应和态度，以达到警示防范作用。
“色狼”王恒就是10多年前在采访中被打伤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的记者，同时也是这些年被打最严重的记者。
此后，王恒一直没离开河南电视台，他逐步从幕后转向了台前。“现在王老师要经常扮演‘坏人’，丰富的工作阅历使他扮演的‘坏人’入木三分，为群众遇到类似情况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应对方法。”王恒的同事如是说。
王恒也愿意甘当“坏人”，他希望通过隐性观察，唤醒每个人的正义感，并给公众有所警示。“我离不开媒体，因为没其他职业可以让我如此有激情。”王恒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相对于众多记者被打，王恒比较“幸运”。10年间，以他被打事件制作的新闻节目获得了国家、省级等新闻奖，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致命报道》在公映时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肯定，王恒本人也因平时工作突出获得诸多荣誉。
10多年已过，王恒依然觉得记者人身权益保护并不乐观，“谁都不愿发生意外，在工作中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过作为电视记者，发生冲突的概率的确比平面媒体高。”王恒称。
采访被打住院44天
王恒被打是在2005年11月8日，中国第6个记者节。此事虽已过去11年，他仍对当时的一切记忆犹新。
冲突发生在郑州中方园小区，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因被疑似涉黑团伙控制，多次与业主发生冲突。当天晚上19点左右，物业人员再次对业主进行殴打，随后有人拨打了几家媒体的新闻热线。
王恒当时为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一线记者，大约晚上19点50分，他赶到了现场，可刚刚拿出摄像机进行拍摄时，便遭到了几十名手持木棍与钢管的人殴打。
见状，许多业主大喊：“他们是记者！不能打记者！”
打人者则称：“打的就是记者！”
期间，王恒一直没关闭摄像机，当时的场景已失去控制非常混乱，已有多名业主被打倒，但王恒依然用生命记录下了当时真实的场景。
打人者也试图打砸摄像机来毁灭证据，但被王恒拼命保护了下来，“我当过兵，在部队丢命不丢枪，做记者是丢命不丢机器。”
王恒当时被黑保安群殴的一张图片，至今能在网上搜到，满头鲜血的他，仍然紧握被溅满鲜血的摄像机，就在他被黑保安打倒在地的时候，摄像机仍被他紧紧地护在怀中。“你看，这个疤就是被打留下的。”王恒指着头顶告诉记者。
被送到医院后，王恒昏迷了十几个小时才苏醒，此后在医院治疗了44天。该事件除给王恒带来身体痛苦外，精神伤害至今难平。
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王恒将打人者所在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在2006年9月19日依法判决这家物业公司赔付王恒医疗费等3.6万元。
王恒说：“当时起诉的目的主要是唤起记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让邪恶不能在我们法治健全的国度里横行霸道，让邪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对于这些年的荣誉，王恒并不在意，但他因此看到了很多人性闪光的地方，“住院时，很多不知名人士给我送的鲜花，医院走廊都摆不下。”
有一年，王恒到基层采访，因乘坐车辆的车身有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的标志，他们路过收费站时，收费员问司机：“你们台里那个叫王恒的身体怎么样了？”
当他们得知王恒在车里时，收费员站起来向他致敬。“呵呵，我觉得这就够了。”但是，王恒不希望同行“被英雄”，他说：“采访时，一定要智慧采访。”
采访途中遭劫持
“智慧采访当然要，但有的地方等不到发挥智慧。”国内资深媒体人王寿臣说，在基层采访监督类新闻时，会遇到各类突发状况，他最难忘的一次发生在辽宁锦州。
2010年9月上旬，王寿臣就职的报社接到辽宁锦州群众举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向业主隐瞒违法开发的消息，导致不少人上当受骗。9月18日，王寿臣和另外两名同事赶往锦州采访。
在经过对官方、业主等信源采访后，群众举报的信息基本被佐证。但9月19日下午时，王寿臣和同事的采访活动，开始被人开车跟踪。
晚间，他们入住的宾馆也遭不明身份人员包围。随后，王寿臣报警，这才暂时脱离危险，但后来他发现已无法离开宾馆。
为摆脱跟踪，次日清晨，王寿臣和同事起得很早，他们分别乘坐两辆出租车赶往锦州火车南站，准备乘10时13分开往北京的D10次动车返京。
但去往车站途中，他们乘坐的出租车被一辆本田商务车长时间尾随，就在出租车行驶到距火车站仅剩1公里时，突然被一辆没有牌照的路虎车横挡，同时又有3辆车也飞驰过来。
前后大概不到10秒钟，10余名中青年男子从车里跳出来，将王寿臣的同事强行从出租车拖到地上，并抢走采访包。对方自称公安人员，但记者要求他们出示相应证件与手续时，遭到粗暴对待。
很快，王寿臣的同事被塞进一辆路虎车后座，企业集团董事长尹某以及合伙人也在车上。然后两人对着记者叫嚣：“应该弄死你们。”
随即，王寿臣和另一名同事，在锦州火车南站进站处，也被以同样方式强行带走。大约20分钟后，他们被带往集团办公地点。此时，王寿臣才了解到，参与绑架的人员均为企业雇用，和警方并无关联。
在集团办公区，王寿臣和同事还遭遇到多次人身威胁，但不知道在谁报警的情况下，警方突然出现。
王寿臣和同事，被锦州警方滞留近4个小时后才获得自由，条件是在“没有报警”“没有被绑架”的承诺书上签字。
“从公安局出来，在锦州南站候车时，仍发现大量不明身份人员跟踪我们。”王寿臣说，那次事情对他影响很深。
眼下，已50多岁的王寿臣没离开媒体行业，他觉得，如果在一线采访，遇到类似突发情况，一定要想尽办法保留证据，“可很多时候，记者在现场的应变会很无力，因为一旦官方参与进来，后果会很严重。”
“最担心的是有人设圈套。”王寿臣介绍，他认识的一些同行，还遭遇过企业强行行贿被拒后，反被诬告新闻敲诈，“还有同行到某地采访，突然有女的闯入房间，紧接着有人跟进来拍照说记者嫖娼。”
每次听到这样的事，王寿臣都很难过，“有些无良记者确实过分，但大多记者是客观公正的，希望各采访单位能善待记者。”
限制自由
关于善待记者采访，在某中央级媒体驻站的吴浩（化名）深有感触，“做一线记者，如果不被跟踪几次，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聊天。”
吴浩说，在他10多年采访经历中，虽然遇到各种阻拦采访的形式，但有两次特别难忘。第一次就是2012年轰动全国的河南漯河市召陵区房管局副局长牛豪持枪打记者一事。
吴浩并非被枪打的记者，该事件发生前，他前去漯河采访身为公职人员的牛豪违规开发别墅一事。
“我清楚记得是2012年3月23日。”吴浩说，当天下午，他们正采访时，突然遭到牛豪带人围堵和威胁。
“上来就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拒绝了行贿要求时，对方马上派人开始对我们围堵。”吴浩告诉记者，围堵他们的车辆中，有一辆黑色奥迪挂着“豫W”开头的蓝色车牌，但河南并没启用“豫W”开头的车牌。
吴浩报警后，110民警赶到现场，将他们护送至高速公路入口，返回途中，吴浩还收到了对方发来的几条短信。
其中一条短信内容颇具威胁：“我可以通过你的证号查出来你的详细信息，没事多关心下你的家庭，注意下你的孩子。”
“想着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会发生后来的持枪打记者事件。”吴浩称，如果不是报警及时，自己很可能成为被枪打的那个记者。
同样在2012年3月份，吴浩到河南焦作采访一则新闻，采访间，受访企业一直破口大骂他们，并多次作出欲打人的动作。吴浩准备暂时离开采访企业时，对方将大门全部关上，拒绝他们离开。
很快，有警察突然出现在企业，将吴浩等人带走。“到公安局后，他们根本不问我们采访什么，直接把所有证件和手机扣下。”吴浩说。
据吴浩介绍，警察拿着他的手机，开始查看通话记录，并打了几个电话，问该手机机主有没有进行新闻敲诈。
让吴浩痛心的是，在公安局被限制自由期间，焦作当地一家报社记者突然赶到公安局，称前来采访假记者。
最终，吴浩等人在公安局待了数小时后才被允许离开。吴浩称：“记者一定要严守法律和职业底线，否则危险会随时发生。”
目前，吴浩最担心的还是有人恶意阻拦采访，例如，不久前哈尔滨一记者在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哈尔滨公安处内陆港派出所采访时，就发生了派出所所长抢其手机，并引发肢体冲突。
“5月17日上午，江苏盐城电视台记者到江苏富亚给排水科技有限公司采访时也遭遇了殴打。”吴浩说，“如果不能用法治思维对待采访，那么记者的人身权益将得不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