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郝成，北京媒体人。2008年，他的关于鄂尔多斯的报道《一块土地3280倍的升值之旅》刊发后，引发热议。几天后，这篇呈现在各大网站的报道被全面删除，有人说他因此事收了数百万，但彼时他正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地下室里。写稿、摆地摊、当群众演员，做记者的第一个月只拿到600多元，之后还遭遇过长达半年的欠薪……这就是一位生活在帝都的记者曾经经历的，然而他从未想过离开。
一张考研床；一个有着迷宫般通道、4.2平米的地下室；一间建在平房屋脊背后、4平米、南北都是玻璃的阁楼（我怀疑这是北京最牛逼的阁楼）——这三处睡觉点，是我在帝都北京，最初的梦想孵化基地。
坚守的导演梦，在一次考研失利后，变为更实际、似乎可以填饱肚子的新闻理想。残酷的是，第一个月不足千元的薪酬，让我只能吃饼度日，甚至舍不得坐公交，赶在59秒前挂断打给父母的电话……有时想，这么过，真不如回到自家那1600亩草原上去。
最难忘的，是女友扛着棉被、毯子、锅、我送她的红心，出现在北京西站广场上——她从青岛来北京和我一起北漂！虽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丝毫未见好转，可我们却始终没想要离开北京，也始终没有放弃梦想。
7年后的今天，我不再那般朝不保夕，可以停止“啃老”，也可以给变为妻子的那位美女基本的物质保障，甚至有时梦想会像雾霾一般近在眼前……
但内心深处，那段经历留下的种种，像刻在骨头上的印记，像无法治愈的饥饿感，虽然也经常被忘记，但想起便会惊然清醒。
不抱怨吃过那些苦，所恨的，只是当时没能吃更多苦，没能更努力一些。
考研床上的电影梦
2006年秋天，青岛。在结束了电视台瞎混的日子后，我回到母校宿舍楼的仓库中，开始一段极度无聊的日子：白天仓库里的其他人出去上班，我却到海边躺着；夜里则玩DOTA，闲扯……
最终，高浓度的无聊酿出了一个异常明确的想法——到北京去实现我的导演梦！
于是立即打点行装，随即告别女友来到北京，并在到京当天就入住了北航北门外的一个出租屋，一个床铺350元，屋里8个人都是考研的，只不过我是唯一一个要考艺术的。
当时到处都是“考研床”的牛皮癣广告，房东甚至给每张床配备了被褥枕头，可谓拎着书包就可以入住。熟悉的上下铺，但比大学宿舍更拥挤，由于人多，大家要排队洗澡、洗衣服，当然，蹲坑也要注意效率。
我们那套房，大屋里8个人，一间小屋又单住一个人，收费也更高一些。9个人似乎很和谐，不过起初他们一致对我的电影梦很不屑，我则回击他们是“拧螺丝的理科生不懂艺术”……后来这种批判渐少，我倒是有了“郝导”的代号。
在后来，随着考研时间渐进，大家都相互鼓励、互相督促，成了真正的患难兄弟。还抽空搞过几次聚餐——不过我春节后再去时，竟然发现所有床铺都换了新人——铁打的考研床，流水的考研人，再无法找到当年那些哥们儿。
由于大学时话剧社的师兄，已经在读北影编剧的研究生，所以在师兄指导下，开始每天骑车到电影学院蹭课，晚饭后则到学校里的标准放映厅看电影。
看着满校园的靓女帅哥、衣着繁华，土里土气的我最初是有自卑心理的，甚至不敢到处走动。不过后来就完全无视这一切了，甚至向放映厅的门卫宣称自己是老师，从而免了10元两场的电影票。
断了收入，便全靠父母寄钱生活，完全啃老。因为要看大量电影，曾一度请求父母出钱帮忙购买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以便用来看碟。也是师兄，给我借了一台DVD播放机和无数张碟片。
于是，不去蹭课时，我就在宿舍里看电影，有些艺术电影，被我用快进迅速看完，有些则慢慢对照着书去看。自以为颇有心得，夜里也经常会梦见电影里的情景。
考试那天，师兄已经放假回家，我中午便在他的床铺上午休，看到一间宿舍只住四个人，书桌上成摞的电影书籍、碟片、墙上的电影海报，痛悔不已，恨自己复习的时候没有更加用功。
2007年春天发布成绩后，因为名次靠前，我觉得大有希望，在青岛等消息，但最终却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于是6月再次来到北京，决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这场导演梦。
地下室里的穷记者
2007年6月1日，到北京后，便又到了电影学院，并住进了东门外的地下室（貌似叫“北漂港湾”）——没考进去，就住在门外。
老板带我进去时，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人防工程如此巨大，通道简直和迷宫一样。里面估计有上百间小隔间，大小不一。我选了最小的一个，每月300元。老板问我要不要安装电话、接网线，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甚至没办洗热水澡的卡。
找工作似乎很顺利，竟然有家报社很干脆地要了我这个只有电视新闻经验的，但薪酬对方坦白说会比较低。这份工作也为之后的窘困埋下伏笔——记者的采写，注定是一个需要很多花销的工作，比如着急赶路要打车，比如要请采访对象吃饭……
我记得自己报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关于群众演员的，之后每天便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外，和大家一起等。演了不少次，记忆较深的是，有次到了夜里，管群众演员的头儿看了我一眼，说我有点像老师，接着就让我扮演一个老师和刘蓓聊上几句（电视剧《死去活来》）。
——刘蓓匆忙走进楼道，我穿着上海滩许文强式的大风衣，夹着一本厚厚的书（某个剧组人员的《鬼吹灯》）从楼道走出，她问我某老师家在哪，我说右手边第三家。第一条拍完，现场导演认为我说错了“左右”，又拍了一条，结果发现是导演错了，再拍。
拍完已经晚上十点，于是戏头儿给了80元——一般只有三十、五十。
工作、当群众演员之外，我跑到动物园进了一些人字拖、鸡毛毽子，在下班后或周末时骑车到大学附近的天桥上摆摊卖，生意不错，在被一个中年妇女用假钞骗了之前，一直很乐观。
2007年6月22日，女友从青岛来北京。我在北京西站广场上见到她时，吓了一跳，棉被、毯子、一个我过去送给她的红色“红心”——简直是一次搬家行动。惊喜之外，却由于当天就要去东北出差，送女友到地下室后，立即把女友交给一位女同学，就出差去了。
以前在电视台时，都是别人开车来接你去拍单位活动，拍摄后喝得醉醺醺回来，剪片子就可以，或者就是看了当地都市报报道了什么，然后去拍一遍。
这直接导致我做报社记者后，最初很少自己报选题，总等着领导派活儿，这就决定了很多采访完全身不由己，总是在跑，还要不断被领导骂。好在领导骂过了，就会再给很多实用的指导，也重新将其为什么要骂我唠叨一遍——他过去被更惨地骂过，但却在被骂中成长了起来。
自己没有电脑，就只能在单位写完稿件，有时候太晚就无法回家。也有时同事聚会，碍于情面，喝醉了回去，因此和女友的矛盾就多了起来。有次女友生气，半夜喊闺蜜跑到她的单位里过夜。但那个时候，当自己连吃饭都成问题时，情感上似乎完全无暇顾及。
第一个月只拿到600多元，两人甚至不敢到电影学院食堂吃十几元的饭菜，每天都跑到电影制片厂里买饼吃，因为后者只需要四五元钱。打电话则骑车到北航校园打，三分钟才一毛钱。有时用手机给父母打电话，会时不时看着时间，赶在59秒前挂断。上班则骑车从北三环飙到崇文门，只为剩下8毛钱公交费。
那时候，两人几乎每个周末都一起去当群众演员，此时已不再是为了报道，而是为了多一些收入。有次，因为女友没能早一些起来去赶一个戏，我对她发了火——如果错过了时间，就意味着少了一笔收入，虽然那笔收入只有几十元钱。
就这样，做着天下为怀的记者，却朝不保夕，甚至很少能够照顾到女友。从未如此艰难过的我，面对穷困，经常很焦躁，却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这是2000万人口的北京，我凭什么可以有更多收入？
那段时间，唯一为女友做过的，就是办了一张洗澡卡，那样她可以刷卡洗到热水澡，而我则坚持端着冷水在厕所间里冲澡。
冰火两重天的阁楼
最遗憾的，则是直到2007年年底离开电影学院外的那间地下室，我都没有带女友去校园里看过十元钱两场的电影。
离开了那个地下室，也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女友过去在青岛的一位闺蜜，她把我们介绍到一个亲戚的单位地下室，那里是快捷酒店标间般的配置，只比过去每月要多掏一百元——但却不要水电费。
还是经常出差，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回家，工作上的不顺心却经常带回家，收入依旧鲜有超过3000元，但花销却习惯大手大脚。有次一个同事打电话要借1000元，我几乎命令式地要求女友拿出来，并第一时间送了过去——可那位同事可能至今不知道，我当时过得多么窘困。
2008年，女友的一位闺蜜从青岛来北京工作，女友问我能不能出去一个人住，以便让她的闺蜜有个暂时栖身之地。我觉得完全可以，便又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东门那个地下室迷宫，住了一个月，觉得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便在报房胡同找了一间阁楼。每月300元，电费水费各10元。
（虽然住在报房胡同，但当时这里的繁华，似乎全然与我无关。）
这可能是北京最牛逼的阁楼！它建在平房屋脊的南侧，需要从洗浴间蹬着梯子、拽着上面垂下来的绳子上去，之后你便见到了这个四平米左右的阁楼——南边全是玻璃，北边上半部分是玻璃，有一个电风扇，门，则在地上！
（从洗浴间这个梯子上去，便是阁楼，当年梯子还要简陋一些。）
当时搬进去时是夏天，白天的阳光炙烤后，夜里简直像在火炉里，睡不着！没办法，只好看电影，或者看书，直到深夜凉快了再入睡。而冬天则更可怕，即使有电热毯，也一样冷到无法入睡，每天只能猛喝几口酒，然后疯狂摇头把自己搞晕，方可入睡。
有次朋友来京，我正好出差在外，便叫朋友上我阁楼住以便省下住宿费，结果那位朋友住了一晚后震惊不已，此后便经常想法设法接济我。
（地上的木板就是阁楼的门，左上方为热水器，左下角可以接水，右边是属于办公区域，可以坐在地上写稿子。）
最终，在这里大概住到春节前，便又搬回去和女友合住了。这期间对健康的伤害，无法估量。高中时因为听“打口带”落下的神经性耳鸣，此时更加严重，整个人经常是一种很萎靡的状态。
2008年奥运会后，我辞去工作，去了另一家媒体，但却遭遇长达半年的欠薪——春节回家时只给了300元路费！此后又不断求职、入职、辞职，直到2009年稳定下来，也是在当年国庆节前，我和女友离开了地下室，第一次开始在北京找一个能够见到阳光的住所。
（一个床之外，所剩空间极少，但取光极好，右侧南向全是玻璃，左侧北边实际上也是窗户，只不过用布装饰了下，夏天天热时可以打开。）
幸运的是，原本节前租下一间北屋（700元），结果过节时二房东打来电话，说买了房要彻底搬走，希望我们整体租下来（1400元），于是我们顺利做了与人合租的二房东，并住在南屋。
那之后，在工作上积累而来的经验，开始全面发挥效力，一切都开始好转——至少不再朝不保夕，也尽量不再向父母求援啃老，可以给女友必要的物质保障，不再担心电话费、打车费……
结了婚，但却没有能力买房，但我似乎也没打算过买房——那不是我的梦想。在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离梦想更近，那梦想与物质有关，但绝非只有物质。
那段日子里，也深深地恨过许多人和事，对帝都京城甚至当下的中国，失望过。尤其是作为一个记者，有更多机会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邪恶。而作为一个朝不保夕的穷记者，拥有产生仇恨所需的、极为敏感的内心。
所幸，那些仇恨，也被爱所消减，被父母、女友、亲友、同事、乐观的采访对象……很多很多人。此外，草原上长大的经历，似乎又让我乐于遗忘仇恨。
有些事情，没有经历过，就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那四平米里盛放着的东西，也经常会被忘记，但每次想起，便惊然清醒。
谨以此文，提醒自己，切勿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