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
李 锦
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是有影响的学术论坛，杨振宁、莫言很多大家都来演讲过。感谢你们为经济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提供一席之地。“把握时代脉搏，展现时代精神”是时代论坛的宗旨。时代论坛，这个标题很好，发时代强音，引时代进步，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说话的，是指引方向的。要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道得清。我尽量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表达，便于交流。先讲，后面还要与大家一起讨论。
1、从两条新闻与供给侧改革联系说起。
习近平选择到小岗村“重温改革”，一方面针对现在有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风气；一方面强调重视基层群众的创造，现在发的文件太多了，经济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推不动，要换一个思路了。
全国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开门红”，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一定意义上是靠钱堆出来的。当短期兴奋剂的效果逐步消退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僵尸企业、更高的杠杆、更艰难的企业盈利。然而，这是退一步，进两步，为推行供给侧创造条件。
先和大家说说这两天的新闻，一条新闻是4月25日习近平选择到小岗村“重温改革”。习近平为何选择到小岗村“重温改革”？他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一方面强调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不是哪一个人的梦，现在有一种否定潮，有否定毛泽东的，也有否定邓小平的，现在有人否定邓小平，否定改革开放，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要肯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改革开放是“从头越”，又开始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方面强调重视基层群众的创造。现在发的文件太多了，经济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连雨也不下，改革在上层推不动，要换一个思路了。去年11 月，我在供给侧改革一提出来的，参加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新华社举办了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讲，我讲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最终决定于实践的运用。当前要完成三个转化，一个是理论动力如何转化为实践动力，第二个是上层动力如何转化为中层动力，第三个是政府动力如何转化为企业动力。半年过去了，这三个转化没有完成，差距很大。
一条新闻是4月26日，财政部公布今年一季度GDP今年一季度6.7%，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有媒体说”开门红”，但具体到经营效益却无明显起色，实际上是在以信贷刺激、投资驱动为主，在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方面改善不多。你看看数字，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是历史最高。换句话说是靠钱堆出来的。而这个钱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走在路上，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第二季度形势还要好。我们也会看到，当短期兴奋剂的效果逐步消退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僵尸企业、更高的杠杆、更艰难的企业盈利。没有彻底的供给侧改革，就不会有收入的持续改善和成本的持续下降。在3月份以来钢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部分此前已经暂停生产的钢企复产迹象凸显。2016年4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226万吨，旬环比增长6.55%。我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钢铁供需的矛盾没有根本转变，目前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去产能，要防产能“死灰复燃”。这条新闻说明什么？一方面以信贷刺激、投资驱动为主，仍然是凯恩斯的方法，不是供给侧的思路，说明凯恩斯的方法象臭豆腐，说是很臭，吃起来是香的。凯恩斯的方法是短期是好方法，还得不时拿出来用用，长短武器配合起来用；另一方面，这个“开门红”意味着为了下一步供给侧改革展开，要造成一个好的环境，是为下半年去产能垫底，打好基础。然而，这是退一步，进两步，为了推行供给侧创造条件。
这两条新闻，都与供给侧改革有联系。一个是思路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
2、 不要再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问题太多
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三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显然， 实践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我觉得，不要再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问题太多。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到哪一步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要求，系统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定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这得有个过程。清理僵尸企业就得有个两上两下的过程，现在任务还没有下达。在山东，一个省级国企董事长对我实话实说，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三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显然， 实践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我觉得，不要再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问题太多。
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
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2008年7月，在领导科学研究会举办的供给与消费及吴炳新消费论研讨会上，我曾经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发表“要进行一次生产目的大讨论”的论文，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能不占首位，消费是生产的本源，供给与消费的平衡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然而，金融危机突然而来，我国重新拿起凯恩斯主义的武器，一时间出现天量贷款。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数是天量贷款有理论的支持者。我做了调查，写了出来 。新华社有的人认为我的意见与中央不一致。在2009年3月23日，我把这个调查改成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书，直接给中央领导寄去。要求大幅度收紧货币，要求结束近乎疯狂的货款高潮，避免投资刺激的后遗症，我们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比如说钢铁、煤炭，要防止美国式货币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温家宝、李克强、王歧山都做了批示 ，几个重要部门相继开会研究，引发了政府制止天量货款的一系列措施。这件事发生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然而，整体局面仍然按照旧的轨道运行。因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结束在中国学界的统治地位。相关的反思中，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我觉得尽管在理论研究和解释方面有了诸多探索，但政府与市场与企业沟通还是不够，企业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我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命门，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资本过剩比产能过剩更复杂、更危险，也更为紧迫,对此，理论上要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由此出发，供给侧会产生很多议题，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理论基础。可是，目前经济学家研究不够，这种看法尚未上升为主流意识。
3、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过程,四年走了四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连续47个月下行的情况下的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在经济连续47个月下行的情况下的选择。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是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因此，我们快速地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10万亿美元的台阶”。到了2011年，情况变了。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节骨眼上。 当前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问题非常严重的一面，如果我们多看一些好的方面，可能觉得很不错、形势大好，如果多看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可能会觉得悲观无望。总的来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探索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从2011年经济下行厉害起来。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4、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与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每次经济改革总是有二个阶段。中国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与四代领导同时。2015年11 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第四次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
我们可以再往高处站站，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 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 大要素，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我从1978年起便投入了经济改革，参加四次经济改革全过程，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其间写过很多内参，而且一直在焦点问题上发言，写的调查也得到高层不少批示。我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 年改革开放催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商品经济，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体制外的改革乡镇企业很有气势；第二次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搞了五年，啃不动，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 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手搞开国资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 亿，去年是15 万亿，增长了27 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 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
现在，中国的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路上了。这四个阶段，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了。我觉得，对供给侧改革还得往高处看。
5、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中国每次经济改革总是有二个阶段。供给侧改革，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第二次与第四次经济改革特别象，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龙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
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也是第二阶段。几乎每个阶段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第一次是1978 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次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次与第四次经济改革特别象，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龙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坎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逻辑又把我们推到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5、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的双轮驱动，首先是制度供给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是供给侧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迭？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
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进入2016年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人们关注2015年12月22日政治局两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关于2016年工作也关注两句话：一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前者是主题，后者是要求。这是“重点的重点”。这都认识判定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与供给侧改革舆论的重要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这样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又连到一起来了，找到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就是市场配置的决定力量，让国企更有活力。最后，还是回到市场体制上来了。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的经体制改革。这种看法，目前还很少有人说。
可以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国企改革对国企供给侧改革有四个作用要发挥，这便是引领作用、支撑作用、互动作用、保障作用。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共同的终极点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
6、国企改革与其关门试点，不与开门总结经验。
先是“顶层设计依赖症”，后来是“央企试点依赖症”，很多地方似乎借此按兵不动。要重视象凤阳小岗村一样的基层创造。民营企业供给侧改革比国企做得更精到，也更有供给侧改革的味道，大有真经。邓小平并没有搞顶层设计，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搞改革。依靠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不可能的。改革的主体与对象，不能倒置，我们还是要提倡小岗精神，因为这是规律，是改革的规律，也是时代进步的规律。
因为供给侧改革提出来，国企改革内容得到深化。这一阶段说得多的是国企“十项改革试点”。现在是试点和推行同步进行， 尤其有些地方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推行阶段。而过去仅仅是单纯的试点，甚至是等着试点。与其关门试点，不与开门总结经验。试点要积极推进，不能变成“懒改革”、“慢改革”，甚至“不改革”的保护伞。
这阶段我搞了三个调查，一个是中国油气企业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一个是中冶、五矿的重组，一个是广州立白集团。一个体制，一个现象，一个企业发展 ，对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显然对我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广州的立白集团，发现这里的人引领中产阶层消费，把中国由洗衣粉时代引向洗衣液时代，简直是一个供给侧改革的商业奇迹，尽管这里的人们不用这个词汇。最近，长期占据中国日化市场首位的美国宝洁公司进入麻烦期，仅有23%的跨国消费品企业在中国保持盈利，于是被逼换帅瘦身。把中国由洗衣粉时代带进洗衣液时代的的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而广州立白集团是逼退这个“全球日化巨人”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智库的报告中指出，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竞争对手相比已经处于不利地位，至少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品行业是如此，洗衣液即是一例。由于宝洁、联合利华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迟迟没有推出洗衣液，从而将市场的领先地位拱手相让给立白等本土品牌。立白等本土品牌认准中国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不伤皮肤，不伤衣服”的要求，大规模提供洗衣液，把中国由洗衣粉时代带进洗衣液时代。在洗衣粉、洗洁精市场的占有率陆续超过美英法日德韩等国，连续多年均为全国第一。我相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老话，只要你真心到老百姓中间去，就一定会找到真经。尽管这是个民营企业，但是我觉得他们比国企做得更精到，也更有供给侧改革的味道，是部真经。
去年五一，就是这个时候。国内40多万人到日本旅游，纷纷买马桶盖。“马桶盖事件”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反面样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供给侧改革的另一样本。 “马桶盖事件”“洗衣液事件”反映的都是企业转型升级不力导致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不过日本的“马桶盖”是说中国企业的差距，中国的“洗衣液”是说美国企业的差距。这次，中国的企业广州立白集团摸准了市场需求，从供给侧创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成为引领消费潮流的好例。
立白集团1994年创立时，正是美英日德韩等国瓜分中国日化市场的时候。经过22年的收复，他们由珠三角农村扩展全国，进而向大城市进军，硬是从列强手里一步一步地夺回失地。难得的是他们连续22年保持快速增长。现在立白洗衣粉全国销量第一，全国市场份额占比为25%，立白洗洁精连续多年占据全国销量第一，全国市场份额占比为42%。不仅创立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而且形成了我们追求的“中高速度”“中高链条”，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确定的目标。我们不要总说中国人不行，中国的立白人不就是比美国人、英国人都行嘛。
刚才讲到习近平为何选择到小岗村“重温改革”？因为他强调，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光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还要重视基层群众的创造，要重视总结来自群众的新鲜经验。中国的第一个万元户是我总结报道出来的，1980年山东鲁西北一个种棉花的农民，收入10239元，是我用算盘帮他算出来的。后来，我向邓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过。邓小平并没有搞顶层设计，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搞改革。依靠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不可能的。改革的主体与对象，不能倒置，我们还是要提倡小岗精神，因为这是规律，是改革的规律，也是时代进步的规律。
7 、这次改革重点是重化工业走向市场的问题
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是第三次产业市场化问题，也就是重化工业走向市场的问题。纺织业去产能对重化工业有借鉴意义。自1998年之后政府几乎忘掉了这个行业，纺织每年有产能过剩，但每年淘汰，不赚钱自然就关门了。所以尽管它是工资上升和世界形势不好的重灾区，但最近几年纺织却一直在盈利。
我觉得刚才讲的立白样本，在国企中是很难找到的。我写了个9000字的考察报告，还有一篇评论员文章，今天的经济学家周报用两个版发表了。他们搞得好有三个原因，一是所有制改革，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问题。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商业便进行供给侧改革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轻工业供给侧改革了，从纺织与家电开始的，现在轮到重化工业了，而国企的70%聚集在重化工业。所以，这次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是国企走向市场的过程。
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现在已选择在钢铁、煤炭领域在去产能上先行突破。最终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实现重化工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纺织业去产能对重化工业有借鉴意义。自1998年之后政府几乎忘掉了这个行业，不再进行调控。纺织每年有产能过剩，但每年淘汰，这个行业民营企业为主，政府没有补贴，不赚钱自然就关门了。所以尽管它是工资上升和世界形势不好的重灾区，但最近几年纺织却一直在盈利。
钢铁行业的困难局面已持续了五六年。钢铁是典型的重化工业行业，钢铁行业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重化工业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已悄然进入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尚未结束，但已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之际，旧动能本身也要向更高层升级。钢铁去产能主要是削减粗钢产能，但同时还要发展高端钢材，重化工领域的转型升级也亟待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演进。
8、“供给侧改革”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内在动力在哪里？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目前“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组织组织慢”的现象很突出。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
国务院确定“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推动”的原则。然而，目前“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组织组织慢”的现象很突出。需要从多方面认识与解剖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怎么促使供给侧改革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这是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进入实施阶段与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的焦点。 三长（省长、部长与央企董事长）怎样跟上两总（总书记、总理）的意图，就有差距。
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供给侧改革需要提供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事”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总方案，一个是“人”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动力机制的方案。不可能在既有的体制下，产生新的创新活力。克服阻力，强化动力，推进制度优化，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驱动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重视论述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问题，关键是组织评价考核这个杠杆。
9、资本过剩是造成中国经济困局的本质原因。
目前，中国存在两大过剩：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一般情况下，人们注重去产能过剩，而忽视去资本过剩。中国经济风险根源是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表象, 资本过剩是实质。社会资本的横行犹如洪水猛兽，其祸害猛于产能过剩，目前的“恐慌性购房”便是一种表征。
目前，大家关心房地产情况，是个热点。我从宏观角度分析一下。按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还有红利，房地产稳定五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仅仅这样看。从房地产要看到资本过剩问题。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地产行情暴涨，主要是资本投资作的怪。中国存在两大过剩：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一般情况下，人们注重去产能过剩，而忽视去资本过剩。中国经济风险根源是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表象, 资本过剩是实质。社会资本的横行犹如洪水猛兽，其祸害猛于产能过剩，目前的“恐慌性购房”便是一种表征。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是商品经济发育的结果，国企、土地、荒山、房产，都转化为货币，现在我国仅仅资产总额就达150万亿元。钱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资本经营者寻找不到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企业、银行、股市、小城镇、海外，五路都吸引不了投资者。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左右为难，是因为不能让房市“堰塞湖”大坝决堤。所以不得不两路并进， 一手对房地产“护堤”， 一手向实体经济方向“开渠” ，砸开混合所有制的阻碍，疏导资本“泄洪渠道。这个话题因为迫近现实，多说几句。
我们仍然强调要守住底线，维护经济安全，正确把握和处理房地产市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观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不是堵，而是疏通“渠道”，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民间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对其积极引导，活用资本，用好资本，共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首先要巩固“大坝”，要时刻注意房地产业，及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防止房地产萎靡诱发经济危机。对于房地产，政府目前确实面临两难选择。要去库存不能出大的杀手锏，一旦资本出来，会引起更大的流通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目前的操作手法是正确的，给点小政策，让房地产行业慢慢地起，去点儿库存，然后再进入痛苦的等待。这个等待，便是国有企业实体经济大门敞开。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透过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是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表面原因 ，看到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失重。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命门”，时代的脉搏，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基础。这确实关乎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掌控能力，关乎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长期能否安全健康运转乃至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现实当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改革，能把资本过剩这事弄顺了，解决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就是实质上的进步。
现在对这个时代的脉搏是否号准了？还不敢说。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确定的药方，这个药方还要不断调整。因为实践仍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面对经济发展形势与国企面临的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要学会走进去，又要学会走出来。
从时代高度认识改革，才能引领时代改革。习近平到小岗村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使我感触很深，这也算是我学习理解习近平到小岗村意蕴的体会吧。